- 第3節(ji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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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完事之后我們趕緊把羊完好無損地送了回去。但是，別的學生也去那兒偷羊，結(jié)果沒能得手被抓住了。警察把 他們帶走之后告訴他們，只要他們交代誰偷過羊，就不起訴他們。我們也老實，就主動認了錯，根本沒意識到這有可能會以盜竊罪的名義受到起訴。后來，問題果真 嚴重了，最后還是一位法官出面撤銷了這個案子。我們后來了解到這位法官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也在我們的公寓區(qū)被迫參加過同樣的儀式，所以他理解我們的處境。 作為對我們的處罰，大法官的副手給我們的家長寫了一封信。父親是位職業(yè)警官，所以對這件事非常生氣。不過我好歹算躲過了一劫。那位法官最終成了南非司法界 的資深人士，近來在一次晚宴上我碰巧和他坐在一起，雖說已是八十多的老人了，可他仍清楚地記得此事，也承認他當時確實起了作用，說至今還覺得這事很有意 思。
我在開普敦大學的公寓住了三年，一直愛喝百事可樂。在南非，開普敦是當時百事可樂主導市場的幾個地區(qū)之一。在校園里，百事 可 樂是絕對的主宰。在盧薩卡的時候我也喝可口可樂，但上大學之后，我隨大流強迫自己只喝百事可樂。即使這樣，在校園外喝飲料的時候，我還是選擇可口可樂，這 顯示了這種產(chǎn)品的重要影響力�，F(xiàn)在，可口可樂在開普敦的銷售異�；鸨�，這個局面是福布斯家族開創(chuàng)的，他們把可口可樂在南非原本疲軟的市場變成了今天最強 勁、最火爆的營銷市場。
在校內(nèi)，我是橄欖球隊的球員，身高已經(jīng)達到了六英尺五英寸。在體育方面，我最喜歡橄欖球，這項運動對我 的 團隊精神和生活勇氣的培養(yǎng)都有很大的有處。每到冬季，我們就在整個南非打巡回比賽，球員們結(jié)下了深深的友誼。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盡可能要見一見當 初的老隊友。
在那里，我開始對社會學感興趣，準備將來做一名社會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會福利工作者的資格，必須做大量的實際工 作 經(jīng)驗才行。比如，我會被派到開普敦的貧民窟找那些在紅十字兒童醫(yī)院治療過的燒傷病人做后續(xù)回訪。貧民窟的人習慣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時候做父親的回到家 里，喝多了會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爐子或油燈碰翻，結(jié)果就把孩子燒傷了。所以，我去那里搞個案研究，確定父親們是否有家庭暴力傾向，確定這個家庭是否還能 維持下去。我做過六個月這種深入的，有時會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對種族隔離，我被選進了學生會，1964年又成為了校刊的編 輯，開始寫社論抨擊政府試圖把開普敦大學為數(shù)不多的非白人學生從學校開除出去的企圖。盡管校園內(nèi)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學生已經(jīng)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員們還想走 得更遠，想把它變成一個百分之百的白人學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想法從未實現(xiàn)過，現(xiàn)在開普敦大學是一個典型的多種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 的排名第1位。
“開普敦大學是白人反對種族隔離的溫床，”我的一位同學同時也是我橄欖球隊的隊友休•科本回憶說，“那時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時候。”
科本還清楚記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課堂上，就等著他說出煽動性的話來，因為這位教授常常說這樣的話，有時候還為此坐牢。他一坐牢，學 生們就會把監(jiān)獄圍住，要求釋放他。科本還清楚記得有其中有一個學生是南羅得西亞（現(xiàn)在的津巴布韋）白人農(nóng)場主的兒子，現(xiàn)在住在美國的舊金山。
我反對種族隔離的觀點有時候會和我橄欖球運動員的身份發(fā)生沖突。橄欖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體育運動。我記得，有一次比賽結(jié)束之后，場地隔欄外面的一個警察 走過來問我：“你腦袋沒進水吧？我們原以為你是我們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欖球運動員，而且還是俱樂部的正式球員，居然反對種族隔離。“當心點，我們盯著 你呢。”他隨后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時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襲檢查，他們想找出什么煽動性的材料，結(jié)果一無所獲。他們沒發(fā)現(xiàn)，在一只舊書架上的 書后邊藏著一本毛澤東的紅寶書。
有一個和種族隔離相關(guān)的問題讓我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南非政府發(fā)布了一條法令，校園里舉行的所有 舞 會都必須實行種族隔離。于是學生會也通過了一項決議，在政府同意各種舞會可以對各種族的學生自由開放之前，決不舉辦任何舞會。但問題是有些舞會是為一個叫 學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學生組織募捐而舉辦的，這個團體的宗旨是給開普敦城郊一個叫溫德麥爾的地方的窮人提供衛(wèi)生服務、廉價食品以及其他幫助。我做過社會工 作，心里清楚這樣的援助是絕對必要的。無論怎樣，我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學生會與政府的這種對抗會傷及到我們想幫助的人。我覺得要抗議政府的決策應該尋 求別的辦法，于是就和學生會里反對禁止所有舞會決議的少數(shù)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園反種族隔離組織成員中唯一一個采取這種立場的人。我頂住同齡人的趨同心理 壓力逆流而上，反對給需要幫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說不清我的做法是對還是錯。
在我上大學期間，贊比亞正式脫離英國實 現(xiàn) 了獨立。我為開普敦大學贊比亞籍的學生搞了個慶祝會，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廳里，當時的英國大使也在場，我們降下了英 國的國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贊比亞的國旗，大家還一起唱了贊比亞的國歌。“屹立歌唱贊比亞，自豪自由地……”我確信這次款待貧困學生的免費啤酒會增強大家 的歷史責任感。
雖說我學的是社會福利專業(yè)，可還是感覺到了商海的誘惑。我大學里的很多同學都來自約翰內(nèi)斯堡或者是開普敦的富有 人 家，他們的父親都有自己的產(chǎn)業(yè)，住的是豪宅，上學來開的是嶄新的汽車。而我根本沒車，只能和不同膚色的人們一起住在學校。我覺得低人一等，有時候甚至對這 種財富上的差異感到憤憤不平，但更多的還是對出人頭地的渴望。我雖然是個警察的兒子，但總覺得將來有一天也會有和那些同學一樣的經(jīng)濟地位，也會有和他們一 樣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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