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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禍乎？天災乎？

人生天地間，經受某些天災，雖然可怖、可憐復又可嘆，但畢竟也不是難以理解。人定勝天云云，只能在一些小領域實現，直到今天，人類對大自然也并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績?yōu)闈M足，進而以為自己高大得無以復加，實際是妄自尊大，是變態(tài)。

復雜的大自然，常使我們這片土地發(fā)生可怕的天災。據記載，從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大水災就發(fā)生了1029次，幾乎每兩年就有一次。同樣可怕的是，天災往往與人禍相連，天災肆虐程度因人禍而加重。1160—1189年的宋代，水災有19起、旱災19起、其他災害23起。人禍方面則有4起內亂、83起外患、其他8起；1360—1369年的元代，有水災6起、旱災11起、其他方面13起。人禍有內亂2起、外患24起、其他5起。1618—1657年的明代，水災有24起、旱災21起、其他方面26起。人禍則有內亂31起，外患33起、其他4起。（《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天災多見于水、旱兩災，人禍則以戰(zhàn)爭、民變?yōu)橹�，契機則往往是失誤的政策�？梢娞鞛呐c人禍同時嚙咬著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眾。

《漢書·武帝紀》：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東省。茂陵，在長安西北。災難突起，漢武帝不是毫無作為，最少那個賞賜遷往茂陵居住的每戶“20萬錢，田2頃”的行為，對解饑民于倒懸還是有一點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災民都遷往茂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史書很少記載。茂陵是他的陵寢，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為災民考慮呢？恐怕只有上蒼知道。元鼎三年（前115年），漢武帝建成了兩座瑰麗的宮殿——甘泉通天臺和長安飛廉館。到了6月，甘泉宮中生出一顆九莖連葉的芝草，漢武帝高興得幾乎跳起來，認為這是上帝賜給自己的祥瑞，趕緊頒詔大赦天下，還十分得意地寫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個月之后，泛濫的黃河水，襲擊了天子腳下的三輔（相當于今日陜西省中部地區(qū)），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黃河又在山東泛濫，關東十余個郡國暴發(fā)大饑荒，人相食。此類慘禍，直到西漢末期，還在發(fā)生。

秦皇漢武，常被人贊頌，夸耀那個時候如何強大，如何繁榮。其實，能不能給百姓一個安定的生活環(huán)境，能不能使百姓免于恐懼，才是硬指標。漢獻帝興平四年（194年），三輔地區(qū)自4月起便滴雨未下，干渴的黃土地裂開無數道縫隙。到了7月，一斛谷的價格高至50萬錢，豆麥一斛價至20萬錢。白骨堆積，人相啖食。軍閥并未因天災而停止廝殺。以殘忍和無能名揚天下的軍閥李傕攻城陷邑，劫殺無辜災民。人民數十萬戶遭此浩劫，兩年之中人相食殆盡。一些饑民結成團伙，專門劫掠老弱病殘者，傷其命，食其肉，飲其血，被稱之為“啖人賊”。魏晉南北朝更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大動蕩、大戰(zhàn)亂、大分裂的非常時期，自然災難的發(fā)生也十分頻繁，人相食的慘況經常出現。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2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發(fā)生蝗災，橫沖直撞的蝗蟲吃光了莊稼，吃光了草木，最后連牛馬皮毛都吃�；葹闹�后大饑餓連同大瘟疫一起爆發(fā)，病死、餓死的老百姓不計其數，尸體遍野，腐臭沖天，人多相食。這里，天災與人禍糾纏在一起，居心叵測的人借天災以售人禍，比如有的士兵殺了許多人，人禍反過來又加重了天災。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皇帝中受到頌揚最多的一個，“貞觀之治”猶如招牌，與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貞觀十二年（638年），吳、楚、巴、蜀二十六個州大旱，直到第二年五月一直沒有下雨，旱情嚴重，赤地千里。后來終于導致大饑荒。饑餓的人們又一次被逼得獸性發(fā)作，人皆相食。政府如何救災，語焉不詳。還有以繁榮聞名的宋朝，在嘉定二年（1209年）春天發(fā)生的那場大饑荒中，無數百姓饑餓而死。那場饑荒，使兩淮、荊襄和建康等地的米價達到令人驚異的高度，一斗米價高至數千錢，建康城里餓死者日達八九十人。潮水一般的災民在哀哀號叫中涌向四面八方，尋找一切可以填滿肚子的東西。路邊的野草被吃盡了，山野間的蓬蒿被吃光了，樹皮樹葉更是被吃得一干二凈。于是眼睛發(fā)紅的災民，不顧一切地撲向那些簡陋的新墳，扒開黃土，掀翻棺木，爭搶還未爛盡的骨殖。而與此同時，則是活人與活人相互扼殺，勝利的一方狂暴地吞噬著對方的骨與皮。

一方面是繁榮富庶，鮮花似錦，飫甘饜肥，亭臺樓榭；一方面是饑民遍地，草木凋零，人互相食，累累白骨。究竟哪一個更真實？宋代的莊綽有筆記《雞肋編》，其中云：“自靖康丙午歲（1126年），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于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羨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薄笆⑹馈币埠�，繁榮也罷，其國平民的基本權利和生存條件須得到保障，并且應該勝于同時期的他國。此情此景，無論如何，人們也不會把它與安康、富庶聯系起來。然而我們不得不相信的是，一連串的數字提示人們，“貞觀之治”是安定的，宋代是繁榮的。倘若不是數字造假，就是那個社會發(fā)展太不平衡了。封建時代，所謂繁榮，對一般平民百姓而言到底有多繁榮，我們后人只能猜測了。當然，莊綽所指是戰(zhàn)爭所籠罩的歲月，是十個手指中一個，況且政府也有專門的救助機構。但這正好證明，所謂繁榮，僅僅局限于社會某一方面是蹩腳的，是難以經受風雨的，會為人禍的橫行創(chuàng)造機會——人禍往往喜歡與天災結伴而行。

從明季到清初，中國歷史上的天災人禍依然層出不窮，黑暗和罪惡如破土的幼芽，滋生蔓延。明代后期，政治空前腐敗，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張獻忠、李自成之類便揭竿而起。關外滿族勢力迅速壯大，很快揮戈入關。從明朝萬歷到清朝順治、康熙間的八九十年中天災人禍猖獗，遍及全國。清初順治四年（1647年）春，福州一帶淫雨連綿，平地水深丈余，民房倒塌，田園絕粒，無數百姓被洪水卷走。福州城里的百姓饑腸轆轆，可吃的都吃光了。饑民倒斃于地者，被其他饑民一擁而上，切割著，撕扯著，片時肉盡，只剩一具破爛的骨殖任人踐踏。更有父自食其子，妻割其夫者。清朝巡按將逃進城內的農民俱誣陷為賊，施以酷刑。不等“盜賊”咽下最后一口氣，饑民已經操刀執(zhí)刃，盡割其肉。類似的慘狀在有清一代比比皆是，即使在“乾嘉盛世”也并不罕見。

人們往往認為社會動亂是一種孤立的行為，充其量是某一件事造成的，其實遠不止于此。它與政治、經濟緊密相連。自然災變奠定了社會動亂的自然基礎，然后自然災害便和社會動亂交替出現。歷史上所謂的“盛世”，不僅時間極短，而且是“亂世”照射的結果。就如一個饑腸轆轆的人，但凡見到一點吃的，就以為是美味。中國的平民百姓在“亂世”茍活的時間太久了，一旦過上相對穩(wěn)定的日子，就以為進入了“盛世”。因此，世人不僅要重視天災，更要重視天災后面的政治經濟文化，重視悠長的“亂世”給中國留下的陰影，有意識克服容易滿足的心理，研究解決更深刻的問題。

人禍往往始于天災，天災處理不當時，又反過來加重天災。人禍天災互相倚靠，考驗著一個政權的能力。

胡服對漢服的一次勝利

漢服、胡服相互影響、融合，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和北魏孝文帝改革。此番服裝改革，粗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穿什么式樣的衣服的問題，其實際意義則遠遠超出這個范圍。這些改革，不僅與政治相關，更與“球藉”相連，也就是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思想方面禁忌很少，今日的人們常發(fā)思古之幽情。確實如此。春秋戰(zhàn)國以后，思想界有多少創(chuàng)新呢？沒有多少，人們幾乎用全部精力闡釋那時的思想——一句話，先賢營造的思想厚土后人揮汗如雨去挖，也沒有挖出多少。但我們側過身，向古人的生存環(huán)境張望一下，也會手心冒出冷汗。春秋初期，諸侯國尚有百余個，經過多年的爭霸戰(zhàn)爭，到春秋末年，只剩下晉、楚、齊、秦、越五個大國和魯、宋、鄭、衛(wèi)等幾個待亡的小國。戰(zhàn)國以后，晉國分裂成趙、韓、魏三國，再加上秦、楚、齊、燕四國，成為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最重要的七個國家�！皯�(zhàn)國”之名就因這七大國不斷進行征伐攻戰(zhàn)而來。隨著中小諸侯國大量被兼并，各大國在戰(zhàn)國后期，進行了互相吞并的激烈戰(zhàn)爭。劉向曰：“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仿效，后王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眮y象、慘象大體如此。僅以戰(zhàn)國后期秦國進行的吞并六國戰(zhàn)爭而論，死亡人數之巨，頗使人震驚。周谷城先生的《中國通史》采錄了斬首數字。

惠文君……七年（前331年），公子昂與魏戰(zhàn)，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七年（公元前318年�；菸耐跏�四年，復改為元年，故此處的七年，與上面的七年不是同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zhàn)修魚，虜其將申差（韓將），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十一年（前314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

十三年（前312年），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

武王……三年（前308年），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前307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昭襄王……六年（前301年），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

十四年（前293年），左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三十二年（前275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

三十三年（前274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卬、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

四十三年（前264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四十七年（前260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fā)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于長平，四十萬盡殺之。

五十年（前257年），……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集解”稱徐廣曰：楚一作走�！罢�義”按，此時無楚軍，走字是也），流死河二萬人。

五十一年（前256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余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于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于周。

五十二年（前255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自公子昂與魏戰(zhàn)，到周之初亡，秦所屠殺或擄去的六國民眾，竟達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人。

那個時候，各國的總人口雖無準確數字可供我們采用，但把各種因素都考慮在內，估計秦初的人口也就是兩千多萬。據翦伯贊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統(tǒng)計，從前481年至前221年的260年間，發(fā)生戰(zhàn)爭、變亂的年份有217年，占了全部年份的84%，沒有戰(zhàn)亂記載的年份僅有43年，占16%。戰(zhàn)亂發(fā)生頻率如此之高，被吞并的危險如此之大，任何一位執(zhí)政者都不得不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濃厚的改革意識。在趙武靈王之前，李悝在魏國，吳起在楚國，商鞅在秦國都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改革。此外，齊國、韓國、燕國等國的變法也是大張旗鼓，轟轟烈烈的。

戰(zhàn)國時期涌起的改革大潮，是環(huán)境推動的，因此改革的實際功能在那個時期得到了無以復加的重視，不是為做姿態(tài)，也不必要做姿態(tài)。不改革就沒有生路，在戰(zhàn)國時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今日還好好的一個國家，過幾個月就可能已淪入別人之手。在這個大背景下，趙武靈王在他的國家掀起改革風暴，實在沒有什么新奇的，相反，如果他不改革，得過且過，倒是不太正常。

然而，趙武靈王的改革的確有與眾不同之處。改革，粗略而言，就是改掉不合理的地方，使社會更加雄偉強大。趙武靈王的改革，也沒有溢出這個軌跡，倘若要說不一樣，也決不在此處。他的不一樣，在于實事求是，摒棄妄自尊大。單憑服制“全盤胡化”這一點，就足以使別的改革者相形見絀。所有的改革，就其實質而言，都是為了國柄的穩(wěn)固和國運的長久，但也存在遭人誤解的危險。首先是參照系的選擇，其次是改革的力度。趙武靈王是趙國的第六代君主，他繼位時，趙國只能算二三等國家，國勢比較弱，經常受到強國的欺侮，曾被齊國、秦國打敗，不得不割地與秦國求和。我們可以推斷，趙國求強求富心情之迫切，可能比別的國家更甚一層。但趙武靈王可圈可點之處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勇敢無畏地選擇了“夷狄”作為學習的對象，以少數民族之長補己之短。一般而論，“夷狄”向中原學習，中原會很高興，因為這正顯示了中原文化的偉大，也是把先進文化發(fā)揚光大的好機會。文明如水，就其大勢而言，水總是由高處流向低處。問題的難點在于，有些中原人，持萬古不變的觀點，一味強調自己的優(yōu)長之處，把自己的長處和別人的短處進行比較，然后覺得人皆不如我，然后悠哉樂哉，陶醉其中。優(yōu)越感使他們自高自大、閉目塞聽。其實，文明大勢千變萬化，哪有萬古不變之理？哪一個民族興旺，誰的經濟力量強大，誰就是老大。民族興則文化興，民族亡則文化亡。這正如時下英語的命運�，F在，英語幾乎成為世界通用語言，我們的學生說起漢語來如小兒咿呀學語，人們不著急，大街小巷補習英語的這種班那種班卻多如牛毛。其實，直到二戰(zhàn)結束初期，許多國際組織、國際場合還是以法語為主，英語并不顯赫。就因為近代以來在世界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兩個國家剛好是英語國家，英語便成了語言隊列的排頭兵。服裝亦如是，如果一個國家實力比你強大，文化也就處于強勢，服裝就會大范圍擴張，反過來便銷聲匿跡。

什么是胡服騎射之“胡”？其實就是北方草原地區(qū)各民族，古代人對居住在那些地區(qū)的民眾泛稱為“胡”�！稘h書》載：“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掇o�！份d：匈奴稱為胡或北胡。烏桓、鮮卑等在匈奴之東，故稱東胡，西域各族在匈奴之西，故泛稱西胡。與少數民族比較起來，當時中原地區(qū)文明相對發(fā)達，有點“牛氣”。居發(fā)達地區(qū)而向不發(fā)達的胡人學習，趙武靈王面對的阻力可想而知。華夏文明，博大是博大，精深也不是虛言，但喜歡把事情與倫理主義掛起鉤來，什么都牽扯到政治。而趙武靈王的改穿胡服，恰是強調服裝的功能性，淡化其倫理色彩。爭疆奪土的戰(zhàn)爭本身，關注的是服飾與騎射的彼此適應問題，而根本不是那些“牽強附會”的道德倫理。世事艱難之一，不僅在于莫衷一是，同時在于是非混雜，在于似是而非，在于似非而是。有無上威權的趙武靈王，在胡服的是是非非面前，承受了極大的精神壓力。

所謂“胡服”，即短衣齊膝、窄袖、左衽（左邊開襟）和緊身窄袖，下著褲裝的衣裝，與當時中原地區(qū)流行的長袍大袖式漢裝有較大差異。所謂胡服騎射，就是將當時華夏人習慣穿的服裝改成處于游牧階段的少數民族的服裝，將華夏人打仗依靠車戰(zhàn)和甲兵的方法改為騎射作戰(zhàn)。地處北方的趙國，常常被北部的游牧民族打擊，趙武靈王與眾人一起分析了趙國四面受敵的不利形勢，表示要仿照胡人的風俗，把服裝改為胡服。這是大事，涉及到改革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趙武靈王擔心改變周公、孔子傳下來的衣冠禮儀之俗將受到譴責。他對大臣肥義坦露心跡：“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果然，他的叔父公子成鏗鏘有力地講了一番道理：“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愿王圖之也�！焙唵卫斫膺@些教誨，無非是說：中國是文明人所居之所，萬物匯集之地，圣賢推行教化之處，習用的是詩書禮樂，技術發(fā)達，是蠻夷傾心學習的榜樣�，F在君主舍棄這些而穿胡服，改變古圣賢的教導，更改古時的規(guī)矩，違背百姓意愿，傷害學者，背離中國傳統(tǒng)，所以希望君主慎重考慮這件事。這番話，政治色彩極強，任何時代都是殺傷力很大的觀點，也是造就人們求穩(wěn)妥求平安心理的主要原因。在中國，很少有人敢于明確說丟掉傳統(tǒng)，眺望未來。你看歷史上敢于明目張膽提倡外族服飾的人，除了趙武靈王，舉不出幾個例子來。胡服對漢服的全面勝利，也只有趙武靈王時代。實際說來，趙武靈王宣揚“全盤胡化”，還不是為了政權長運久安？

趙武靈王畢竟是改革家，公子成的觀點對他而言并不陌生。他指出，“圣人觀鄉(xiāng)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然后清楚地分析外部形勢，指出徹底改革的必要性。他說：“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保ā妒酚洝ぺw世家》）除公子成外，堅決反對的大臣還有不少，武靈王就又威又怒地說：“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后來終于成功易服。實行胡服的第二年起，趙武靈王領兵四處征戰(zhàn)，到處打勝仗。他西攻林胡，林胡王不得不獻馬求和。前296年，滅掉了中山國。趙國的成功，在列國間產生轟動效應，產生模仿行為。王國維指出：“戰(zhàn)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

公平而論，阻礙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人，未必就是改革的反對者。他們所反對的，是趙武靈王激進的改革方式，害怕那種不顧傳統(tǒng)的改革會給社會帶來傷害。否則，公子成也不會為趙武靈王的言辭所打動。然而，這些人與現實的隔膜，對既得利益的看重，也于此可見。其實只要睜眼看看緊迫的現實，哪里還有反對趙武靈王的閑心？過分看重既得利益，有時與戕害改革區(qū)別不大。趙武靈王最后餓死宮中，與改革絲毫無涉，是選擇接班人不當惹下的大禍。

我覺得，趙武靈王的偉大之處不在于他濃厚的改革意識，而在于他的改革敢于觸碰中原文化那根敏感的神經。自孔子以來，華夷之辨的重要辨識點之一就是服飾問題，服裝與中原人的正統(tǒng)觀念相連，甚至與政治意圖纏繞在一起，以漢化胡，不少人會不由自主拍巴掌；以胡化漢，人們就會認為不懷好意，是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趙武靈王則完全拋開了這一點，憑借威權，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現在有人認為，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同一種性質，實為大謬。

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恐怕兩個方面不能不提。一是漢文化確實比較先進，二是出于取得正統(tǒng)地位的目的。在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前，男女婚姻關系比較混亂。父子、兄弟共妻，兄弟姐妹為婚。為了改造拓跋氏鮮卑舊習，馮太后推行漢化政策。孝文帝執(zhí)政后，實行了更為徹底的民族改革，禁同姓婚事，禁止使用鮮卑語言、服裝等，提倡與漢族大姓聯姻，講漢語，著漢服等，漢化改革成效卓著。

另外，南北朝時，對峙的南北雙方都自稱中國，而將對方視為夷狄。孝文帝曾召開會議，認為北魏是西晉合法的繼承者。著漢服是一種標志，服飾的漢化具有高遠的政治意義。北魏制定冠服經歷的時間很漫長，用了113年。冠服制度的建立，既是改革的成果，也是人們追隨先進文化的證明。然而，就其勇氣來講，孝文帝不如趙武靈王，就其耐心和長于謀劃來講，二人都可謂是挺立潮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