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節(jié) 從照顧殘疾人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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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我們沒有很多逛大街的機會，到了斯德哥爾摩，因為瑞典學會離我們住的旅館不遠，旅館又坐落在河邊的繁華區(qū)，所以便于我們徒步跑來跑去。首先，叫我奇怪的是，瑞典的殘疾人好像特別多，在街上走一段就會碰上一個，多半是坐輪椅的瘸子或癱子，還有盲人高視闊步，看他的樣子，真如同他到了無人之境。
瑞典已有一百七十多年沒有經(jīng)歷戰(zhàn)爭，哪來的這么多殘疾人呢？第二天，我在街上走的時候，又發(fā)現(xiàn)街頭的紅綠燈還附有另外一種裝置，就是和紅綠燈相應的發(fā)聲器。紅燈亮時，發(fā)聲器發(fā)出緩慢的節(jié)奏，嗒、嗒、嗒……大約一秒鐘發(fā)出一聲；換了綠燈，發(fā)聲器就連續(xù)不斷地響起來，嗒嗒嗒嗒……像警鈴似的，催人趕快過馬路。
霍爾小姐告訴我，這是專為盲人設置的。盲人看不見紅綠燈，但能聽見嗒嗒嗒的聲音，以此來判斷能不能過馬路。
瑞典學會歡迎我們的午餐會散席以后，我們一行人穿過一個街頭公園回旅館，陪我們散步的馬悅然教授指著一個電話亭說，當初，街上的電話亭很小，只能容下一個人，后來，電話亭改修大了，那是為了坐輪椅的殘疾人便于打電話。我們注意看了一下，電話亭的門檻是坡形的，殘疾人很容易把輪椅推進去。
不但電話亭的門檻是坡形的，商店等許多公共場所的門前要么沒有門檻，要么也是坡形的入口道。還有，凡是我所看到的瑞典公共場所的廁所，都有專為殘疾人使用的單間。標志是門口貼著一個坐輪椅人的剪影。
據(jù)一本介紹瑞典的小冊子說，瑞典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個特點，是只要有可能，就給那些需要特殊幫助的人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現(xiàn)金補助。例如，市政當局還有小型公共汽車，使那些殘疾人能到各處去，不單是送他們到絕對必要去的地方，并且也滿足他們參加文化活動、社交活動以及正常人能參加的其他方面活動的愿望。小型公共汽車我沒見到，也許是見到了而我沒注意，但僅就街頭和公共場所提供的這些條件來看，怪不得殘疾人可以到處走了。并不是瑞典的殘疾人特別多，而是瑞典的殘疾人上街特別方便。
快要離開瑞典的時候，我們難得有半天空閑，霍爾小姐征求我們的意見，還要看些什么。我因為在國內為了我三歲的兒子上托兒所很傷腦筋，于是提出要求到托兒所去參觀。那天，是由已經(jīng)懷孕的特南德夫人陪我們去的，她自然也會對托兒所感興趣。
我們參觀的是一家中等水平的托兒所。它內部的設備不必詳細介紹了，使我最感興趣的卻是這樣三件事，或者說是這樣三個人：一個是患有小兒麻痹后遺癥的小女孩。這個金發(fā)的小女孩和我兒子一樣大，在一個單人房間的地上爬著。她面龐消瘦、蒼白，看得出來她帶有一種病態(tài)的急躁，一面玩著玩具，一面表現(xiàn)出騷動不安的情緒。一會兒，外面響起了哨音，孩子們要集合進行集體活動了，一位穿草綠色服裝的男“阿姨”進來，把她抱了出去。隔著玻璃窗，我看見她混入一大群活蹦亂跳的孩子們當中了。
托兒所負責人告訴我，瑞典對患有殘疾的兒童采取這樣的措施，就是不把他們當作有殘疾的人，使他們從小就和健全的兒童生活在一起，消除他們的孤寂感，培養(yǎng)他們的自尊心和盡可能獨立生活的能力；另方面，這樣做，對那一群健全的兒童，也可以逐漸培養(yǎng)他們關心別人、同情別人、幫助比自己弱小的人的道德心和責任感。她的這番話，給我的印象很深。當我們告別的時候，我又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患小兒麻痹后遺癥的小女孩，臉上已經(jīng)展開笑容，在草坪上和孩子們玩起小皮球。
另一個，是波蘭移民的小男孩。這個男孩有五歲，剛來瑞典不久。他現(xiàn)在一方面要學瑞典話，一方面還要學波蘭語。教波蘭語的老師，是托兒所專為他請來的，據(jù)說一個星期要學四小時。也是那位托兒所的負責人告訴我們，瑞典對外來的移民，并不要求他們同化在瑞典人當中，相反，還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包括尊重他們自己母國的語言。這樣一個小小的托兒所，為了這么一個小小的孩子，還專門花錢去請一位波蘭語（這種語言遠非國際通用語言）教師來教課，的確是體現(xiàn)了這種政策。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位穿草綠色服裝的男“阿姨”了。剛進托兒所，我還以為他是來托兒所干活的電工或清潔工，后來看他給孩子喂奶、換衣服、抱進抱出的動作都很熟練，才好奇地問他干的是什么工作。聽說他是“阿姨”，我更為驚奇了。在我國，有些高中畢業(yè)的女學生還不愿去托兒所當阿姨，覺得這種工作“低級”、“沒出息”，還需要我們在報紙上、廣播電視上廣泛宣傳這種工作的重要性和崇高性，而這里倒有一位漂漂亮亮、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樂此不疲，不由得我要通過翻譯和他攀談起來。
據(jù)他說，在瑞典，百分之四的托兒所工作人員是男性。他在職業(yè)學校畢業(yè)，學的就是幼兒教育。一個托兒所有男“阿姨”，比較便于應付某些婦女難以應付的緊急情況和特殊情況；另外，幼兒教育也并不是專屬婦女的事，比如對男孩子的心理和生理狀況，男“阿姨”理解得就比較透一些，還有一種男孩子，天生就有愛和叔叔而不是和阿姨接近的性格（當然，大了以后可能相反）。
我問他：“你喜歡這種職業(yè)嗎？”
“很喜歡，”他真誠地說，“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
我緊緊地握了握這位男“阿姨”的手�；貒螅S多我見過的外國人的形象在我的腦海中都淡薄了，而這位消瘦的、個子不高的男“阿姨”卻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我眼前。
瑞典沒有我們稱之為“全托”的托兒所，只有他們稱作“日托中心”或是半日制的幼兒園，都由市政府負責。入托是免費的，如果有家庭婦女愿意在自己家中開辦“日托中心”，市政府就給予一定報酬，以緩和目前“日托中心”不夠的狀況。“日托中心”辦得好不好，設備全不全，則要看它屬于哪個街區(qū)了。收入較高的人聚居的地方，“日托中心”就辦得較好，反之則差些。我們參觀的這個托兒所，是位于中產階級居多的街區(qū)的。
從孩子自然會想到成人。我不想照抄瑞典的社會福利措施，只談談我所見到的幾件事。
我們拜訪了瑞典作家協(xié)會后，瑞典作協(xié)的領導人請我們在附近一所以做魚出名的餐館去吃午餐。席間的談話很隨便，一位律師——瑞典作協(xié)的秘書長指著滿堂的顧客告訴我，來這里吃午餐的，都是附近公司的雇員，他們中午不回家吃飯，可以享受公司給予的一定數(shù)量的補貼。
“補貼大約有多少？”我問。
“大約相當一頓飯的百分之八十。”他說。
但是，他又說，瑞典人納的稅特別高�？峙率鞘澜缟霞{稅納得最多的人民。一個中等收入的全天上班的雇員（譬如說一年收入六萬克朗），他就要交納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直接稅。
“那不是他就所剩無幾了嗎？”我算下來，一個雇員一年要交兩萬多克朗的稅。
“哦！”他微笑著說，“不會的。我們有各種各樣逃稅的方法。”
關于這位律師教給我的逃稅的方法，需要專門介紹。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人的關心和照顧，是有許多應該稱道的地方的。
現(xiàn)在，我們再掉頭回到挪威去。那天，內塞女士陪我們到山上的派克飯店赴作家們的午餐會，我們坐有軌電車上山，從我們上的那個車站，直到舉行冬季奧運會的那座我們從電視機里已經(jīng)很熟悉的滑雪臺，沿途無數(shù)的電桿上，都懸掛著同樣的廣告：一個好像藍吉利刀片的老頭，咧開嘴笑著，并且豎起一根大拇指，下面有一行文字，其中我只認識百分之九這樣的阿拉伯數(shù)字。我想，這是商業(yè)廣告無疑了，但什么商品是專門賣給老頭子的呢？
內塞女士解釋說，這是銀行的廣告，它告訴老人，凡是老年退休者，在這家銀行里存錢，利息可達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的利息，在世界各國銀行的存款利息中是最高的了，在一般情況下，貸款利息也極少超過百分之五。這當然是吸引老年人去存款的方法，但在客觀效果上，不能不說還是對老年人有利。
下面，再談兩件小事。
我有二十多年在農田干活，我的經(jīng)驗是，跟著機器一起干活，還不如我單個兒手工勞動痛快。拖拉機、割曬機、脫粒機、揚場機，工效固然高，可是對農業(yè)工人來說，簡直是折磨人的怪物。噪音、顫動、粉塵……叫跟著它干活的工人干一天下來，幾乎要掉一層皮。搞不好，還要卷進無情的鋼鐵齒輪里去。正因為有這種體驗，所以，阿特拉斯•柯普公司設計的采掘機械，就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阿特拉斯•柯普（AtlasCopco）是一家專門制造液壓設備的公司。它制造的采礦和掘進機械，據(jù)它的電視廣告片顯示，遠銷世界五大洲，我們中國也是它的大主顧，所以對我們去參觀特別熱情。主人把我們領到深入地底七十五英尺的地下洞窟，那是他們進行示范操作的地方。洞窟里有幾條隧道，一條隧道盡頭停著一部龐大的鉆機。十幾米長的鉆桿直對著堅硬的巖石，它能開掘直徑為十米的大隧道。主人告訴我們，日本開掘世界著名的津輕海峽的青函隧道，用的就是他們公司出品的這種機械。主人興致勃勃地要工人表演給我們看，說這部機器一個人就能操縱。我一聽心里就有點嘀咕：在這密不透風的地下洞窟里，這么一部龐大的機器一開，那么粗的鉆頭往石頭上死命地鉆，人的耳朵怎么能夠受得了。
主人把我們請進工人的操縱室。操縱室不小，容納五六個人綽綽有余。門關好后，鉆桿就抬了起來，鉆頭對準一個點飛速地轉動著，隔著玻璃窗，只見鉆頭四周的石粉像霧似的散開，但操縱室里聽不見一點聲音，也感覺不到一點顫動，我們幾個人仍然說笑自如。忽然，工人一摁電鈕，操縱室里即刻回響起迪斯科的樂聲。
請原諒我前面說了一大套廢話，最后才轉到迪斯科音樂上來。讀者可以想象，一個曾經(jīng)在脫粒機旁每天要干十個小時，連續(xù)干了十來年，終于得了噪音性神經(jīng)衰弱的人，在這部比脫粒機大幾十倍的機器里卻聽不見一點噪音，只聽見輕松悅耳的迪斯科樂曲，他會有什么樣的感受。
說實話，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記不清楚那部碩大無朋的鉆機是什么樣子的了，只記得操縱室里的迪斯科。社會對人的關心與照顧，不但要體現(xiàn)在殘疾人、兒童和老人身上，更應該處處為正在勞動的人設想；不但要注意提高在機器上勞動的勞動者的安全系數(shù)，還要提高勞動的舒適度。這應該是社會的各個部門都關心的事。在機器設計上，駕駛臺的椅子是硬的還是軟的，駕駛室密封得嚴實不嚴實，能不能裝個錄音機，這些細枝末節(jié)，實際上反映了對勞動者的態(tài)度。
丹麥的卡斯伯格啤酒廠，當然是資本主義企業(yè)，并且還是個獨家經(jīng)營的企業(yè)，但它們對勞動者，自有一套表示尊重的方法。這家啤酒廠創(chuàng)建于一八四七年，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它已經(jīng)成為世界三大啤酒廠之一了。主人領著我們坐著汽車匆匆地在各處瀏覽一遍以后，把我們請進一個很華麗的大廳。這是他們專門接待貴賓的地方。前廳四周的墻上，懸掛著曾來啤酒廠參觀過的世界名人的相片。當然，都是趁他們在大喝啤酒時抓拍下來的。這些名人等于做了活廣告。其中，我只認識有政界的丘吉爾，有影界的索菲亞•羅蘭，東方人似乎沒有。
進入正廳，兩邊寬大的墻上，還懸掛著數(shù)以百計的油畫像。畫像約有35厘米×26.5厘米那么大。我看了看，好像并不是什么世界名人。問主人，主人告訴我，凡是在卡斯伯格這家啤酒廠工作了五十年的人，不論是經(jīng)理或是工人，都有資格上相。
“這么說，你的相將來也會掛在這里嘍？”我笑著問他。
“不可能，”他聳聳肩膀，“這都是上個世紀入廠的工人。那時候，工人們進廠時一般只有十幾歲，退休期也比較晚。現(xiàn)在，即使一個人終生在這個廠工作，也不會有五十年工齡了。”
他還說，卡斯伯格啤酒廠很注意工人的福利。平時，工廠絕對禁止工作人員帶酒出廠，如查出來，要嚴加懲處的。有一個高級經(jīng)理，也曾因帶了一瓶啤酒出去而被解雇。但是每逢節(jié)日和工人們的生日，啤酒廠都會派出卡車給每個工作人員的家庭送去十二箱啤酒。一箱啤酒二十四瓶，數(shù)量不能算少了。
誠然，阿特拉斯•柯普公司設計的機器和卡斯伯格啤酒廠這種類似“凌煙閣”的做法，都是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做出的姿態(tài)。前者是為了他造的機器能賣得出去，于是在設計上千方百計地為使用者著想；后者是為了安撫工人，讓工人好好地為他終身服務。但不論怎么說，這些做法在客觀上總有人道的效果，至少在表面上提高了勞動者的地位。過去我們常說，“資本主義能做到的事，我們能做到；資本主義不能做到的事，我們也能做到”，我認為這不是什么極左的豪言壯語，應該是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表現(xiàn)之一。那么，就讓我們先從資本主義已經(jīng)做到的事開始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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