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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jié) 第三章

  鄧穎超手里沒有周恩來辦公室的鑰匙,要進辦公室,得事先報告。周總理批閱文件絕對是細致認真。他的這種態(tài)度,確實發(fā)現(xiàn)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
  
  周恩來是執(zhí)行黨的紀律的楷模,他的點點滴滴都值得各級干部學習。也許是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養(yǎng)成的嚴格保密習慣。就拿周恩來辦公室門鎖的鑰匙這么一件事來說,他規(guī)定只有三把,秘書有一把,便于他們出入辦公室整理文件等;警衛(wèi)人員有一把,便于清潔和整理房間;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離身。
  
  鄧穎超手里沒有鑰匙,她要進辦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門告知一聲再進去,這是他們夫妻間相約的禮貌與規(guī)矩。
  
  周恩來辦公室的房間不大,約30平方米。當你推開辦公室的門,立刻有一種房間狹小擁擠的感覺,因為屋子里的東西堆得滿滿當當,空間太小了。
  
  辦公室地上鋪設綠呢地毯,沉重的玻璃書柜擺在東西北三面墻前。室內有兩張鋪有綠呢臺布的辦公桌。一張普通的大辦公桌朝南臨窗擺放,桌上放了許多文件、文具等辦公用品,有一個老式銅座綠色燈罩的臺燈。這張辦公桌的右側幾案上擺了三部電話機。
  
  另一張辦公桌,是一張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長條形會議桌,沿房間東西向橫放著。它幾乎占據(jù)整個房間四分之一的面積。任何人推門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這張醒目的、堆滿文件的長條形會議桌。桌上的臺燈是自制的,有兩個20瓦日光燈管。早先因為辦公室里秘書多,分工細,故周恩來辦公桌左手下方安裝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于總理呼叫各位秘書。“文革”開始后,秘書逐漸減少,最后只有兩個人,這排電鈴裝置也失去了作用。


  
  長條形辦公桌上放著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會議桌的東頭留了一點空間,周恩來常在此進餐或接待個別來訪客人在這兒談話,放置茶杯等物品。時下人們常說“文山會海”,周恩來辦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說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來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種各樣的會議,還有外事活動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著他親自來批閱。他能不忙不累嗎?!
  
  那張臨窗辦公桌的左手側放著一個扶手小沙發(fā),那只是一種擺設而已,很少見他坐在這張沙發(fā)上休息過。
  
  “文革”初期,因為周恩來多次發(fā)作冠心病心絞痛,后來在辦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張木板單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電,養(yǎng)養(yǎng)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臟病發(fā)作時臥床休息、服藥、作心電圖和吸氧氣時用。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張單人床的功能慢慢地發(fā)生了演變,床上沒有了被褥枕頭等臥具,而是堆滿了文件。原因很簡單,就是周恩來沒有時間躺到單人床上去“充電”!
  
  周恩來工作常常因過度勞累而感到胸部憋悶不適。他常感到房間里空氣不夠用,其實是冠狀動脈供血不足引起心絞痛的表現(xiàn),這是經心電圖檢查一再證實了的。但他不肯,確實也沒有時間專門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氣。在專家指導下,醫(yī)護人員自行設計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裝置,通過曲折的管道系統(tǒng)將氧氣直接輸送到他的辦公桌旁。周恩來在辦公室里不知不覺地邊辦公邊吸氧。這樣,保證了定時定量供給氧氣,亦減少了冠心病的發(fā)作機率。
  
  周總理批閱文件絕對是細致認真。現(xiàn)在國家檔案館里有數(shù)不清的周恩來墨跡,其中的急電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辦公室”里批閱,你可以從前查到后,再從后查到前,看有哪個批得不清?看有哪個錯字或是使用不當?shù)臉它c符號周恩來沒有改正過來?周恩來一生嚴格、細致、謹慎。舉個批閱文件的例子。
  
  周恩來閱讀文件,除逐一圈點外,當看完一頁時,必要將這一頁掀起,以此頁末行壓在下頁首行之上,看完上頁右下角末一個字,再看下頁首左上角第一個字,這樣來保證兩頁連接處不會多字缺字。
  
  報批的文電及匯報,一般是外交和軍事排在前,這兩個方面突發(fā)性事件多,急情況多。而農林系統(tǒng)一般靠后,除非發(fā)生了災情,有重大災情就要首先報。
  
  記得有次匯報,負責農業(yè)的秘書對負責外交的秘書打招呼:“喂,你快點啊。今天國務會議上,總理聽農林口頭匯報,基本情況我得先報。”
  
  外交和軍事方面的秘書很快完事,留時間給農業(yè)秘書匯報?赊r業(yè)秘書有些猶豫,因為周恩來正在批閱文電,并且不時交代機要秘書發(fā)電,口述電文。等在農業(yè)秘書后面的還有負責文教體育的秘書,見農業(yè)秘書猶豫,就想先匯報。農業(yè)秘書知道周恩來永遠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匯報了。


  
  也難怪農業(yè)秘書猶豫,那時是計劃經濟,他匯報有一連串的數(shù)字,比如糧食、棉花、油料等等的產量數(shù)字,征購數(shù)字,已完成數(shù)字,分配數(shù)字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匯報周恩來怎么可能記得住呢?
  
  讓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國務會議上,周恩來聽匯報,居然給匯報者糾正了一個念錯的數(shù)字!而且在問答中,一涉及數(shù)字,那位副部長就得重新翻材料,而周恩來就很不耐煩地幫他說出準確數(shù)字。事后這位副部長說:“我們沒法跟總理比,那么多數(shù)字,我們只能記到紙上,總理全能記在心里。”其他秘書說:“你還不知道呢,總理就是早晨聽了一次匯報就全記住了。”
  
  當然,全國報來的文電和情況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周恩來看,全向周恩來匯報,首先要經過秘書的篩選過濾,有選擇地呈送,有選擇地匯報。
  
  有次國務會議結束后,一位副總理問周恩來有關黃河水利的問題:“總理,這個文件我們報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見和指示?”
  
  周恩來馬上搖搖頭,肯定地說:“這個文件我沒見到,也沒聽秘書講過。”
  
  他找來有關秘書李巖,果然,是被李秘書篩選下去了,沒報周恩來。但凡報上來的,周恩來都是“過目不忘,過耳不丟”。此后,為避免篩選出差錯影響工作,秘書們改變了做法,就是對篩下來的文件報告,有空時便向周恩來嘮叨幾句。不要小瞧這幾句嘮叨,周恩來聽過就不會忘,萬一哪位負責人向周恩來問及這件事,周恩來就不會不知道。
  
  周恩來離不開《辭!、《辭源》等工具書,為求一字準確,有時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還要親自查閱核對一遍。凡屬見報或下發(fā)的文件,更是嚴格把關,有引用經典著作的內容,他一定要找來原著核對。秘書幫忙核對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親自核對一遍。
  
  周恩來這種謹慎細致、事必躬親的態(tài)度,確實發(fā)現(xiàn)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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