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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圣人觀”主要表現(xiàn)為人的“良知”使得圣凡得以平等化，頗有平民化之傾向。其圣人觀繼承了“圣人可學而至”的大傳統(tǒng)，同時又雜糅了程朱、陸九淵的理論。

雖然王陽明的圣人觀平民化傾向沒有突破為封建政治服務(wù)的既有理路，但這種已經(jīng)萌發(fā)并得到初步闡釋的平等基因和思想，給陽明后學的理論突破，以及這些理論所蘊涵的功夫現(xiàn)成化與圣學平民化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相比較而言，王陽明對平等的認識和闡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四民平等，即所有個人、社會階層的平等；二是圣凡平等，即凡人即是圣人，圣人也是凡人，二者之間沒有本質(zhì)的等級差別。

自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在中央集權(quán)官僚制帝國的古代中國，除了孔孟之外，作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被歸入圣人之列。在董仲舒看來，圣人是近于神的存在，與普通人有云泥之別；即便在朱熹那里，雖然人人都具有天命之性，但是圣人的氣質(zhì)與普通人的氣質(zhì)有清濁之分，在實際上兩者還是不能等而論之的。因此，王陽明的圣凡平等之論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圣人是儒家所推崇和敬仰的對象，但在王陽明這里，圣人不必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飄渺存在，整天為生計衣食而忙碌的市井小民、躬耕土地的農(nóng)民，只要他們所作所為是依據(jù)其本心良知的話，他們實際上也就是圣賢。人人能行良知的本能，則“滿街都是圣人”。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就是“與匹夫匹婦同的是同德，與匹夫匹婦異的是異端”。在中國傳統(tǒng)觀念中，市井的升斗小民也就是只懂得一己之利的小人，王陽明一反傳統(tǒng)的尊卑糟粕，不僅肯定了匹夫匹婦的人格及其尊嚴，而且進一步推而論之，認為即便是他們的意見、要求，本質(zhì)上也是合理的、善的。四民平等、圣凡平等的依據(jù)，在這里得到了明晰。

在陽明心學體系中，把心作為宇宙本體之后，繼而對心的具體內(nèi)涵進行了探討，并將心的表現(xiàn)內(nèi)容規(guī)定為“良知”。“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薄傲贾�只是一個，隨他發(fā)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王陽明認為良知是與生俱來、不假外求的，良知也是盡善盡美的。

良知本心是人的最高的精神本體，人不分圣愚。無論是圣人賢人，還是市井小民或山野村夫，無論是白發(fā)蒼蒼的老人，還是懵懂無知的幼小孩童，良知本心都是其與生俱來的且彼此是相通相同的。普通人與圣賢在天賦良知上并無多少上下之別，他們的良知本心都是純潔無瑕且盡善盡美的。

“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在王陽明看來，人的良知是天賦的且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僅普通人彼此是平等的，從升斗小民到達官貴人再到帝王圣賢，在精神本體的意義上彼此之間不存在任何差別。

既然良知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賦，人人相同且盡善盡美，那為什么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卻有圣賢與普通人、智者與愚者之分呢？在王陽明看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在于這個良知本體的煥發(fā)有賴于個人的后天努力，或者說良知本心意味著每個人成圣成賢的可能性，是一種潛在的有待激發(fā)和恢復(fù)的本能，“致良知”就是把這種本能和可能性加以實現(xiàn)的過程。圣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圣人而流芳千古，是因為他的本心里只存在著天理，而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和無妄雜念。所以說任何人只要不斷學習修行，祛除自己的私心雜念，恢復(fù)本心良知的明覺狀態(tài)，使得天理常駐于心，那么自己也可以成為圣賢。圣賢和普通人，就像萬兩黃金和一兩黃金的差別，只有數(shù)量程度之差，而沒有本質(zhì)成色上的異同，這也是人人皆可為堯舜的根本理據(jù)所在。用王陽明原話來說就是“圣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茍能致之，即與圣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薄笆ト酥�所以為圣，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圣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者學圣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不難理解，王陽明把良知本心作為人之為人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是人人平等的，這與盧梭的天賦人權(quán)說、人生而平等之說有類似之處。而人與人之間的最終差距，就在于每個人的后天環(huán)境和努力程度不同，也就是說同樣是“致良知”，個體之間無疑存在著差異甚至是很大的差距。如果一個人能夠按照其良知本心處世為人，起心動念都依照良知來行事，那么他就是圣賢良善之人；如不能聽從良知本心的召喚逆而行之，那就是愚夫愚婦。正如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提出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痹谕蹶柮骺磥恚�“致良知”的過程中個人修持努力的程度不同，導(dǎo)致了差異存在的三種不同情形：自然而致之者、勉然而致之者和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與之相對應(yīng)，區(qū)分出圣人、賢人和愚不肖者。想必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對革命的“先知先覺、后知后覺和不知不覺”之論靈感即來源于此。但是在圣賢和愚不肖者的既成事實面前，這種差異也不是板結(jié)化而不可改變的，哪怕是愚昧至極的人，因為其天賦的良知，他隨時隨地可以放棄一己貪欲俗念，刻苦學習，不斷修持也可以恢復(fù)其明覺良知，當然也就成為了圣賢之人。正所謂：“愚不肖者，雖其愚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茍能致之，即與圣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即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fù)有見，誠千古之一塊，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一言以蔽之，良知與“致良知”之說，賦予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平等價值，肯定了每個人成長發(fā)展的平等路徑。人所天生賦有的良知本心是世間最寶貴也是人的終極價值指向，作為人就具有最基本的盡善盡美的天賦良知，盡管可能有先知先覺的圣人、后知后覺的賢人和不知不覺的普通人之分，但是經(jīng)過自身努力而通向圣人的道路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通往良知明覺之終極狀態(tài)。用現(xiàn)代政治常識來表述，就是每個人生而平等，起點的平等并不意味著結(jié)果的平等，但是每個人都有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取幸福生活的基本權(quán)利，這種平等權(quán)利不因人的種族、身份和地位而有差別，理想的生活狀態(tài)始終平等向所有人開放。心學所蘊含的這種平等基因，正是那個時代中華民族先賢對于人的地位與價值的新創(chuàng)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