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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學認為天理是散布于萬事萬物之中的超驗之理，唯有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待格盡世間萬事萬物之后，才能將其歸納總結(jié)出來，并將之用于我們的學理建構(gòu)和立志修身。理是先于氣而存在的，是超驗的，是外在于人的，具有普遍性而不具備個體性。人只有在外在實踐中感知并認識理的內(nèi)涵，并以此為標尺自覺地將理作為自身思想和言行的規(guī)范與制約。這種由外向內(nèi)的理論旨趣和修身途徑，始終沒有一個終極標準作為恒定標尺，也沒有將理內(nèi)化為人的自覺意識的現(xiàn)實路徑，因此，心與理如何合一，甚至是否能合一就成了解不開的難題。

在陸九淵看來，程朱理學的“格物致知”方法過于“支離破碎”，仔細辨來很難說不是“歧出和假借”，支離而空洞，是“道問學”，于身心性命無關(guān)，難以有效引導人的思想觀念以及規(guī)約人的道德踐履，更不是成圣成賢的根本之道。他認為人們的心和理都是天賦的且永恒不變的，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天性，不是外鑠而來的。修身為學的目的就在于窮此理，盡此心。人難免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靈，理就不明，必須通過師友講學，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復心的本然。修養(yǎng)功夫在于求諸內(nèi)，存心養(yǎng)心。具體方法是切己體察﹐求其放心﹐明義利之辨。自稱這種方法為“簡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用陸九淵的原話來說就是：“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內(nèi)事是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是宇宙內(nèi)事”。一言以蔽之，陸九淵認為成圣之學是內(nèi)在的體悟和修持，是人格的踐履和完成，其路徑乃是由內(nèi)而外，終點則是達到與天地合德、同萬物一體的境界。這一觀點，這也是后來王陽明“人人皆可成堯舜”的原初由來。

王陽明認同陸九淵之說，更欲矯正程朱之枉。王陽明說，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求之于心而非，雖其言出于孔子，也不敢以之為是；求之于心而是，雖其言出于庸常，也不敢以之為非。在揚棄陸九淵之說的基礎上，王陽明發(fā)前人之所未見，認為心不僅是宇宙的本體，萬物的主宰，更是安身立命的根據(jù)，衡量是非的標準。天地間萬事萬物，細到綱常倫理、言行舉止，大則成敗興衰，皆不出于我心。安身之本、成功之基只不過是以實踐的工夫明覺本心，而心安自足。

綜而言之，陽明心學的理論體系，就是以“良知”為基礎，以“知行合一”之說闡釋和界定良知，并由“致良知”之論來明確以道德踐履達至圣人之境。具體說來，“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圣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正如王陽明此話所言，他的學術(shù)宗旨以及心學的理論旨趣，可以用“良知”二字概括之，時人請他講學，問除了良知之說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講，他回答道：“除卻良知，還有什么說得�！薄傲贾�”是陽明心學的源起，更是其基石與核心。“知行合一”之說則是對“良知”的進一步解釋與發(fā)展，最終與“致良知”聯(lián)系起來�！爸�”與“行”是儒家理論體系中一對重要范疇，知行問題即是道德知識與道德實踐的關(guān)系。在王陽明看來，知與行的關(guān)系就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痹谕蹶柮鬟@里，在本質(zhì)意義上來看，“知”與“行”二者是合一的，但這種合一并不是說兩者指涉的對象是同一的，而是強調(diào)知與行的規(guī)定是相互包含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辯證統(tǒng)一關(guān)系。最后，陽明的所有思想及學說，都以集其大成的“致良知”統(tǒng)而攝之，心學理論體系在此得以融會貫通而渾然一體，一如王陽明所言：“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練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yī)經(jīng)折膚，方能察人病理。”

心學體系的理論建構(gòu)過程，也是王陽明自身身體力行實踐過程。在理論體系成型之前，王陽明不斷求學問道，不間斷地修身悟道，在提出“致良知”宗旨后，他不停歇地在所到之地傳道授業(yè)，進一步確認了致良知宗旨為圣門之傳，更在自己的為官生涯中將心學運用得得心應手，立下了不世功業(yè)。在廣西平亂的最后生涯，他寫信諄諄教導兒子強調(diào)自己的全部所思所學：“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

可以說，“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終極價值指向。所有的啟蒙與解放潛能，都零星地散布、蘊涵于這座豐裕的心學富礦之中。

良知即是天理

心學的基本命題是“心即理”，用王陽明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在王陽明看來，宇宙的本原是天理，這個天理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而非超然凌駕于人之外的玄虛。因此，心便是宇宙的本原，是天下之大本，有心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

“心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天地萬物都不過是心的發(fā)用流行而已，心無外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心是萬物的造化，而良知就是人的本心，王陽明把良知看成每個人天生所賦的“心之本體”，他在《答陸原靜書》中認為：“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贝颂帲�王陽明強調(diào)良知是人人與生俱來、共同擁有的“恒照”狀態(tài)與能力。言下之意，作為人的個體存在，無論處在什么狀態(tài)、什么時刻，良知這個天賦而永恒存在的狀態(tài)與能力，是不受任何外在侵擾所干預的，這種本然的良知在圣不增，在凡不減。對于良知的認識，王陽明認為其即是本心，也將其直接等同于天理。這在王陽明闡釋《孟子》提出的“心之官即思”時有著直接的表述：“良知是天理之靈昭明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fā)用。若是良知發(fā)用之思，即所思莫非天理矣。”既然人人都有良知本心，那為什么有的人處世為人狼心狗肺，看似完全泯滅了良知呢？王陽明在《寄諸弟（戊寅）》及《與陸清伯書》中對此的回答是：“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薄胺踩酥疄椴簧普�，雖至于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庇行┤藷o視道德準則，或是違法亂紀，這并不是他們沒有良知。與常人一樣，他們也有天賦的良知本性，對于自己的行為，他們也知道是違背自身良知本性的。

總而言之，昭彰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存在著，只要把“思”的“發(fā)用”掌握好，所思所想的就是天理，如果做了違背天理或是擾亂綱常的事情，也只是一時私欲蒙蔽了良知而非自身沒有良知。只要認得良知本心，遵從其發(fā)出的道德律令為人處世，便可以成為圣賢。反之，如果對其置之不理，迷迷糊糊地任私欲蒙蔽本心，則基本為人的準則也會淪喪，滑向墮落的深淵。

陽明心學，包涵并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人不但能夠認識客觀世界，而且能夠憑借著這種認識支配和利用客觀規(guī)律為自己服務，改造外在的客觀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王陽明關(guān)于“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說法中，“意”可以說是對良知本心的認識，“物”則是根據(jù)這種既有認識所從事實踐活動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新事物。另一方面，王陽明之說，是讓人堅信良知本心不是外來的，如果是外來且是偶然性的，忽明忽暗或是時而存在時而不存在，良知就喪失了本體地位和主體內(nèi)涵�？偠�言之，在陽明心學之中，良知本心既是一個宇宙本體，也是一個認識主體，這充分肯定了人在認識過程中的主體作用，以及人的認識對于實踐活動的指導作用，將人的主觀能動性抬升至其應有的地位。因此可以說，良知即是天理的命題，是對人在認識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肯定。這種對于人的主體精神和主觀能動作用的高揚，是對人之為人的價值、人的地位的發(fā)現(xiàn)、肯定和贊賞。

另外，就作為個體的人來說，王陽明對于良知本心的理解，一方面把人皆可以成為圣賢的理想現(xiàn)實化、可能化，另一方面則將天理道統(tǒng)內(nèi)化于人心，使其成為本性使然而非外在強制，從而賦予個人以一種可以實現(xiàn)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和必然實現(xiàn)的責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