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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是太平天國的首都。太平軍在這里的防御力量，遠不是其他城鎮(zhèn)可以比擬的。攻克安慶時，曾國荃直轄的軍隊也就一萬多人，但到了天京城下，這支軍隊迅速擴充至五萬余人。大規(guī)模的擴軍給湘軍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問題，軍紀渙散、暮氣沉沉。當初羅澤南創(chuàng)建湘鄉(xiāng)勇時帶給士兵的那種奮發(fā)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面貌，已經(jīng)完全不復存在了。

對于曾國藩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是無法籌集足夠多的餉銀。按照常規(guī)，湘軍每月需要的銀兩數(shù)是士兵數(shù)的六倍。也就是說，當初攻打安慶時，曾國藩只需為曾國荃直轄的軍隊每月提供將近十萬兩的白銀即可。但現(xiàn)在，這一數(shù)目上升到了三十多萬兩。餉銀的匱乏成了制約湘軍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因素。曾國藩為此絞盡腦汁，焦頭爛額。

當時為曾國藩直轄軍隊提供軍餉的省份主要是：曾國藩直接管轄的兩江三省，即江西、安徽、江蘇三��；湘軍的大本營湖廣兩省，即湖南、湖北兩��；東南諸省當中受太平軍襲擾最少的廣東省。下面我就分別敘述各省為曾國藩直轄軍隊提供軍餉的情況。

首先說說曾國藩的家鄉(xiāng)湖南省。湖南一直是湘軍最可靠的后方基地，在人力物力財力的供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1854年城陵磯之戰(zhàn)至1859年石達開入湘的四年多，湖南沒有遭受過太平軍的大規(guī)模襲擾，又是少有的能人，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促進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因此，1859年石達開入湘之前，湖南的財政情況是相當好的。

然而，1859年以及1861年，太平軍石達開部兩次殺入湖南，湖南經(jīng)濟因此遭受重創(chuàng)。1860年至1862年的三年間，湖南又多次遭受水災，民生凋敝，地丁漕折很難收上來，軍餉來源受到限制，而士紳也沒有余錢捐給湘軍充當軍餉。同時，江浙一帶被太平軍占領，江浙的貨物不能運往湖南銷售，厘金收入因此大為減少。這一時期的湖南財政相當困難，軍餉供給也難以持續(xù)。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不但沒有減少對湖南百姓的搜刮，反而變本加厲。1860年夏，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主導湘軍東征，隨后在湖南設立東征局，專門抽厘供給他的直轄軍隊。其辦法就是在湖南征收厘金的基礎上再加半厘。這樣，過往湖南的商人就要多交一半的商業(yè)稅，利潤空間大為減少，苦不堪言。商人又將損失轉嫁到老百姓身上，導致湖南物價飛漲。老百姓買不起東西，日子過得很苦。

曾國藩的這一做法遭到了湖南人民的強烈抵制。有人假借岳麓書院山長之名，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將東征局說得十分不堪。湖南士大夫紛紛傳誦這篇文章，弄得曾國藩名氣很臭。東征局也差點因此停辦。

東征局里面的那些管事人，都是曾國藩的親信黨羽。他們不甘心失去湖南厘金這塊最大的“蛋糕”，于是組織起一幫筆桿子，也寫了一篇長文章，逐條批駁那位所謂的岳麓書院山長對東征局的“誹謗”。

最后，在行政力量的高壓之下，明目張膽地抵制東征局的行動才被鎮(zhèn)壓下去。但商人、士大夫暗地里對東征局的抵制，伴隨著東征局從設立到撤銷的整個過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從1860年設立東征局至1864年湘軍攻克江寧的這四年間，湖南依舊為曾國藩嫡系部隊供應了大量軍餉，平均每個月有七八萬兩之多。但由于湖南本身財政情況的惡化，湖南不可能承擔更多的供餉任務。對于兵員日益增加的湘軍來說，依舊把湖南視為軍餉的主要來源的做法，已經(jīng)行不通了，必須從其他省設法籌集到更多的軍餉才能夠用。

說完湖南，再來說說湖北。自1857年初湘軍將太平軍趕出湖北后，一直到1861年陳玉成突破鄂東北防線殺入湖北的這四年，湖北并沒有遭遇過大的戰(zhàn)禍。擅長行政的湖北巡撫胡林翼開展了湖北新政，湖北的財政情況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湖北也因此得以與湖南并列，成為湘軍的重要根據(jù)地之一。

然而好景不長。1861年，陳玉成、李秀成兩支大軍先后襲擾湖北，湖北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勢頭被終結。這時候，湖北省自顧不暇，自然不能供給曾國藩嫡系部隊更多的軍餉。

最重要的變化發(fā)生在1861年的9月。9月底，胡林翼在武昌病逝，湖廣總督官文迫不及待地總攬了湖北的軍政大權。

官文是滿人，從情感上他更貼近八旗、綠營，對于日益強大的湘軍，他一直存在著敵意。雖然他也為湘軍的發(fā)展壯大做過一些事情，但也經(jīng)常搞點小動作，讓湘軍遭受重大損失。當年，正是因為他不及時派兵救援，才導致湘軍李續(xù)賓部在三河鎮(zhèn)幾乎全軍覆沒。他總攬湖北軍政大權后，一改胡林翼在世時的政策，不再積極為曾國藩嫡系部隊提供軍餉。

除此之外，官文還有濃厚的地方保護主義色彩。凡是那些在湖北境內(nèi)作戰(zhàn)的湘軍部隊，他都積極提供糧餉。然而，對于那些在湖北以外區(qū)域作戰(zhàn)的湘軍部隊，他則漠不關心，在提供糧餉的時候，總是要打折扣。

比如，李續(xù)宜的部隊在湖北作戰(zhàn)的時候，官文提供糧餉的積極性是很高的。后來，李續(xù)宜被任命為安徽巡撫，受兩江總督曾國藩節(jié)制。李續(xù)宜的部隊也跟隨他去了安徽。這時候，官文明確表示，只愿意供給李續(xù)宜部六成軍餉，不足的部分由曾國藩設法補足。至于那些與湖北毫無瓜葛的曾國藩嫡系部隊，比如曾國荃的吉字營，官文更加不愿意提供糧餉。

官文的這種態(tài)度，使得曾國藩幾乎完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軍餉來源地。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湘軍軍餉的緊張程度。從哪里去把湖北失去的這一塊收入補回來呢？曾國藩沒有辦法，只好打其他省的主意。

說完湖北省，我們再來說說安徽。安徽是太平軍與湘軍反復爭奪的地方，戰(zhàn)爭幾乎沒有停過。1861年，湘軍攻克安慶后，安徽的局勢開始趨于穩(wěn)定。1862年，陳玉成被殺，湘軍攻克廬州，安徽正式穩(wěn)定下來。以后，安徽基本上沒有遭遇過大股太平軍的襲擾，經(jīng)濟開始恢復。

約四年的時間里，曾國藩雖然設法恢復過安徽的生產(chǎn)，但由于之前的破壞太過嚴重，一時半會還收不到太好的效果。所以，曾國藩想從安徽籌集大量的糧餉用于東征作戰(zhàn)的計劃，是完全做不到的。

曾國藩在安徽也進行了減漕改革。安徽漕折原本征收的額度就不高，各種耗羨、浮征也不多，和湖南、湖北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然而，曾國藩在安徽進行減漕改革的時候，照搬了胡林翼在湖北的辦法，結果規(guī)定的征收額度過高，不但沒有減少漕折的征收，相反倒是增加了不少。曾國藩可能知道這一弊端，或許是軍餉籌集的困難迫使他不得不這樣做，犧牲老百姓的利益，來完成他的所謂的“中興”大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