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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說的發(fā)展

前文已述，王陽明在壯年時曾闡述說：“知行合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钡搅送砟�，王陽明又進一步發(fā)展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說。

嘉靖五年（1526年），王陽明曾寫過一篇《答友人問》（《王文成公全書》卷六），用以答復友人提出的四個問題。通過《答友人問》，我們基本上可以弄清王陽明是如何發(fā)展“知行合一”說的。

友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 ：“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辨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對此問題，王陽明的回答是：“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后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辨的事？”

可以看出，王陽明反對將《中庸》中的“學問思辨”與“篤行”區(qū)分為“知”與“行”。

接下來，王陽明又闡述了“知行合一”的理由：“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工夫�！�

王陽明通過“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闡明了“知”與“行”原本只是一個工夫，也即“知行合一”。這和王陽明壯年時期的“知行論”比較起來，“知行合一”的主旨更加清晰，“知行一體”的精神也更加明確。與其把王陽明晚年對“知”與“行”的闡釋稱為“知行合一”，不如稱作“知行一體”更為恰當。王陽明的“知行論”之所以會發(fā)展到這一程度，主要是因為他在晚年，確立了“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的緣故。

王陽明在龍場先是悟出了“萬物之理皆在吾性之中”，也即“心即理說”，然后才提出了“知行合一”說，但他真正完善“知行合一”說，卻是在晚年。

嘉靖三年（1524年），王陽明給妻侄諸陽伯寫了一篇《書諸陽伯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其中寫道：

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

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fā)之于親則為孝，發(fā)之于君則為忠，發(fā)之于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fā)于吾之一心。故以端莊靜一為養(yǎng)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

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yǎng)心，非謂養(yǎng)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并進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后，而不免于支離之病者也。

提倡“知行合一”說的王陽明自然會批判將“存養(yǎng)”和“居敬”視作兩層工夫的朱熹，也自然會批評朱熹提出的“先知后行”說。

因此，他在《答顧東橋10書》（《傳習錄》中卷）中，曾這樣闡述：

既云“交養(yǎng)互發(fā)、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并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后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

“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后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

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

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厘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為合一并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王陽明在給顧東橋的答書中闡述了“知行合一”說的主旨，指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 ；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并強調說，正因為“心即理”，所以“知行”才是“合一”的。此外，王陽明還基于“知行合一”說的立場，指出了朱熹“心理二分”說和“知行二分”說的弊害。接著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又繼續(xù)寫道：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

“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吃緊救弊而發(fā)，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茍一時之效者也。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邪？”

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笔瞧湟环忠缓现�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

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學問即行，行即知

一般來說，人們普遍認為“學問”是“知”，“實踐”是“行”，而且往往將二者區(qū)別看待，然而對于王陽明來說，“學問”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王陽明曾經(jīng)系統(tǒng)地論證過《中庸》中提到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和“篤行”之間的關系，從中也可以了解王陽明的上述觀點。

王陽明還從“知行合一”說的立場出發(fā)，對朱熹的“知行論”進行過批判，這在上文中已經(jīng)做過一些介紹，而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也對此做過更加詳細的闡述：

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yǎng)，躬行孝道，然后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

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zhí)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

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qū)區(qū)心理合一之體，知行并進之功，所以異于后世之說者，正在于是。

朱熹是基于“主知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二分”說，王陽明則是基于“主行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合一”說，因此，陽明學被世人稱為“實踐哲學”也不是毫無道理的。王陽明接著又寫了下面幾段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實踐哲學”的特色：

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惫时厝蕵O仁，而后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后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

學至于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jié)事矣。

致良知

王陽明在晚年悟得“心即理”的本體就是“良知”，且“良知即天理”，所以他才能從“心即理”的角度來進一步發(fā)展“知行合一”說，并且認為，最終還得靠“致良知”去“窮理”。

所以，王陽明在《答顧東橋書》中寫道：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

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于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

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悵悵然求明于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厘千里之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王陽明指出，如果“盡良知”，“知行”就可以“合一”。在他看來，《書經(jīng)》（即《尚書》，“五經(jīng)”之一）中所說的“致知”就是指“致良知”�！爸轮�”中的“知”是指對“是非”先天性的判斷，也即他所理解的“良知”。要想讓“知”達到極致，就必須通過實踐，故“知行”是“合一”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宋儒根據(jù)《書經(jīng)》中的“知之不難，行之不易”和《大學》中的“知至”，而得出了“知行二分說”。但王陽明得出的卻是“知行合一”說。盡管王陽明與宋儒所根據(jù)的是同一經(jīng)典，可得出的結論卻正好相反。

嘉靖三年（1524年），王陽明作《書朱守諧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

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

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今執(zhí)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

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