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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度

在清朝統(tǒng)治史上，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一直都警惕貪腐。放大一點說，不僅清朝，任何一朝帝王都知道貪腐是蛀蝕皇朝根基的惡劣行為，因此大赦天下時都不包括貪官污吏。然而，警惕歸警惕，重視歸重視，貪腐現(xiàn)象仍很普遍。

順治十年（1653年）正月二十六日，順治帝到吏部視察，專門談到對官員的考核情況。他對那里的官員說：貪官何其多呀，這些家伙平時侵漁小民，當遇大察考官之年，也會小心謹慎。大學士范文程等人說，貪賄之人未做官的時候，也知道不該做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見利忘義、利令智昏。順治說：這都是因平日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如果持守有定，怎么能被金錢財物所誘惑呢？

順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二十七日，吏科給事中林起龍給順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也是對貪腐的探討。其中說：州縣官員所以貪污有三條緣由：一是日用之累；二是媚奉上官之累；三是曲承差使之累。林氏所言著眼于當時的現(xiàn)實。他在奏折中請皇帝對官員嚴加教誨，使貪官痛改前非，各盡職守。同時樂觀地認為，如此一來，則大法小廉，太平可致。顯然，林起龍的話頗合皇帝的心意，順治聞奏后，命令有關(guān)部門研究討論。

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許可以推測出順治皇帝對付貪腐的措施。嚴肅考核，做好思想工作，提高官員待遇。不過，這未必管用。清朝不僅沒有從貪腐的泥沼中掙脫出來，而且后世子孫一代腐過一代，難以自拔，和珅大案即為明證。約略說來，和珅一案有三點使平民百姓特別震驚：一是涉案金額之大，二是作案時間之長，三是他與皇帝距離之近。做過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的徐世昌，在《將吏法言》中說：“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和珅尊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shù)百萬之多，皆恃和珅為奧援。用事二十余年，康、雍、乾三朝之氣，盡斬喪于一人之手�！逼鋵�，和珅斂財?shù)谋绢I再大，在擁有至高無上權(quán)力的皇帝面前，也屬于奴才，說拿下就拿下了。況且，任何人也沒有辦法一鐵鏟挖一口井，一下子貪污幾億兩銀子，和珅的臟手肯定已經(jīng)伸了不知道多少次，但從不被捉。乾隆是何等人物，居然釀成如此局面。不用“姑息”、“縱容”等詞匯，萬難解釋這種奇離古怪現(xiàn)象。

從根本上講，專制皇朝不容易解決一個“貪”字。因為釀造貪腐社會風氣的原因，在于專制制度本身。如果官員的命運是由身居高位的上司決定，而這個上司又只受皇帝本人的監(jiān)督，實際上一切監(jiān)督措施只是具文，都不存在了。這就為貪贓枉法之輩千方百計尋求一個手握重權(quán)的人作靠山提供了動機，十分自然地，社會風氣、政治風氣也就日益糜爛。古今中外，貪污腐敗為共有的現(xiàn)象，但像清朝后期那樣貪污成為常態(tài)，幾乎無官不貪是極其少見的。試想，和珅的貪黷，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盡人皆知，卻在乾隆去世后才事發(fā)，這個皇朝如何不破�。「瘮≈�事，俸祿低只是一個借口，哪里是真正原因。

據(jù)說，順治非常崇拜朱元璋。順治十六年（1659年），皇帝定下懲罰措施，曰，貪官贓至10兩者，痛打40大板，流放到席北（吉林省境內(nèi)）地方，其犯贓罪應杖責者不準折贖。衙役犯贓1兩以上者同樣流徙，贓重者處以絞刑。這些條例，不由讓人想起朱元璋的“剝皮實草”。律令雖嚴，卻仍然遏制不住貪風蔓延。

揭露官員貪污案的多與少，與老百姓耳聞目睹的貪污行為并不是一回事。世人知曉的那些案件都是被曝光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決定曝光概率的，又與反腐體制和容忍度相關(guān)。朱元璋留給后人的印象是嗜殺成性，對貪墨者挺殘暴。不能說這樣認識不對，但失之于籠統(tǒng)。其實，在對貪污的容忍度上朱元璋超出大部分皇帝，幾乎是零度容忍。他在貪墨還是清廉這件事上有潔癖，他總希望自己親手打造的社會沒有一個貪官，讓下層人都過安定的日子。所以，他容不得官員有絲毫貪污，貪一點，就大開殺戒，幾近變態(tài)。朱元璋慨嘆：“我欲除貪官污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未嘗不是指理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

因此說，社會公布的貪官數(shù)字，很難說預示著什么，任何時候它都與朝廷對貪墨者的容忍度有關(guān)，與及時有效的監(jiān)督有關(guān)。反腐成效，最直接的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而不單純是數(shù)字。反腐措施起作用，主要還是在于先進制度的支撐。

身邊人

時下的新聞中，常有某騙子冒充領導親屬行騙的消息。初聞此類事，似覺新奇，查諸歷史，其實沒有一點新意，舊滓泛起而已。

晚清時，陜甘總督樂斌的家丁陳二，就是一個招權(quán)納賄，貪贓枉法，無所不為的家伙。別看陳二只是一介家丁，呼奴喚仆，十分自得。樂斌在四川為官時，陳二赴宴歸來，必坐四人大轎提燈而回，衙役數(shù)人環(huán)繞侍候。樂斌做了陜甘總督以后，陳二的地位也隨著攀升。陳二再娶，蘭州各位官員都送了賀禮。結(jié)婚那天，候補文武各員都前去祝賀，奔走趨蹌，甚于奴隸。成親拜堂后，蘭州知府章桂文、皋蘭知縣李文楷親自秉燭送陳二入洞房，新娘則由和祥與章桂文的老婆攙扶。清朝的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不無嘲諷與無奈地感嘆道：“一堂鬼魊，暗無天日，不僅政由賄成也。”

陳二的事情雖與“行騙”無關(guān)，起作用的因素卻完全一樣。一個家丁，婚禮場面這樣張揚，這般宏大，官員們趨附的是當事人陳二嗎？非也！在于樂總督也！沒有樂斌這張皮，陳二安有這樣的毛？《左傳》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兄弟也好，姻親也罷；門生也好，故吏也罷；心腹也好，幸奴也罷，都是官員這棵大樹上的枝枝葉葉，都是官員那張關(guān)系網(wǎng)上的網(wǎng)目。身為布政使的張集馨，不在樂斌織成的關(guān)系網(wǎng)上，處境就非常孤立，地位頗受威脅，竟生“決意引退，避其逆鋒”之想。張集馨查辦的案子，很多涉及樂斌，礙于各種因素，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所以說，陳二之流，雖然可惡，撐腰的則是總督樂斌，一些人趨蹌若仆役，也是希望得到樂斌的遮蔽。前時，曾有落馬的貪官解釋情婦多的原因，自詡魅力無窮，討女人喜歡。這種愚蠢至極的糊涂話，玷污了操守良好的婦女不說，也抬高了追逐金錢、權(quán)勢的那些情婦。樹倒猢猻散。無良官員不受制約，樂斌的陳二就會永存不息。

陳二只是官員身邊的人之一，凡官員的親朋故舊吏胥家丁衙役，都可歸入這個類別內(nèi)。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彰顯著他們自己的品行，也可以透視出官場的種種作風。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說，吏、役、官之親屬、官之仆隸，這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quán)�！鼻宕�的邵晉涵把幕賓、書吏、長隨，作為對清朝“吏治”起實際作用的三種人，認為“官擁虛聲而已”。清代的長隨是什么人物？趙翼《廿二史札記》“長隨”條曰，在明代，長隨本來是那些跟隨大宦官的小宦官。至清代，長隨成為對官員跟班的俗稱。實際說，不論官員身邊的人怎樣弄權(quán)，根子都在官員本身。從沒聽說哪位倒霉的官員仍有長隨，仍有點頭哈腰的逢迎者。

陳二們的做派，得益于長官的權(quán)力，陳二是“標”，長官才是“本”。陳二的行為，昭示制度的缺漏：地方官要保住烏紗帽并且升遷，就要建立自己的吏役隊伍，編織龐大的關(guān)系網(wǎng)。這樣上下遮罩、提攜，便可視上司如兄弟，視考績?yōu)闊o物，或?qū)⑺�作為打擊、拉攏人的手段。上下皆這般操作，非一個樂斌如此。直隸總督桂良，賣缺受賄，劣跡昭著，“丑聲載道，民怨如仇”，但因是恭親王奕.的岳丈，朝中有奧援，便無人參劾。于是桂良越發(fā)有恃無恐，無所顧忌。細想，桂良與陳二只是地位不同，手段則絲毫不差。

因為沒有實質(zhì)性的監(jiān)督，選才用人都是幾個有地位的人說了算，陳二便有機會摟抱樂斌的粗腿，便可明目張膽貪贓枉法；樂斌因為上下有人贊揚、擁護，即使對公事例案不甚了了，也照樣做官。晚清與入侵的外敵打了幾次仗，最后皆以慘敗收局，不是清朝皇帝不想勝利，也不是清朝老百姓不愛國，而是制度造成的各種因素使然。

倘說陳二的作用，他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大清的自負、荒唐與荒涼。

何嘗知道是新機

對清王朝失去幾次發(fā)展機會，表示惋惜的人不少。比如清朝入關(guān)初期，外國傳教士湯若望頗受皇太后和順治皇帝禮遇，但隨著順治帝病故，湯若望被攻訐，從而使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戶剛打開便被關(guān)上了。言外之意，倘若清王朝沿著順治的路一直走下去，近代中國就不會落后于西方。其實，這是學者的慨嘆，是坐在書齋里生發(fā)的良好愿望，也可以說是癡人說夢。那些權(quán)力人物哪里會這樣走路？

順治尊崇湯若望只是一個個案，就像李世民與魏徵君臣建立的關(guān)系一樣，世人可以羨慕，也可以稱贊，但那不是可以復制的君臣關(guān)系。就順治和湯若望來說，是皇帝本人的個性和湯若望個人的能力造成的良好關(guān)系，也是清朝立國初期特殊情勢結(jié)出的果實，而不是一種穩(wěn)固的國策。時過境遷，這種關(guān)系便不復存在。順治一生尊敬湯若望，可惜去世太早，不久湯若望便蒙冤了。

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治國方式，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存在很久了，清朝統(tǒng)治者不僅完整地把這一點繼承下來了，而且還有光大之勢。原因在哪里？因為這種治國方式所有的人（君、臣、民）都駕輕就熟，能給當權(quán)者帶來最大的利益，沒有任何法令，更沒有任何人可以約束皇帝。這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頗具特色的政治文化。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有點野心的人都想當皇帝的原因。即使辛亥革命后，袁世凱還是舍棄大總統(tǒng)不做，做了幾十天皇帝。辛亥革命后，人們的民主思想確實發(fā)芽了，這事倘若在清之前，袁某人很可能成功，但那時不行，這塊土地上有了民主幼芽。不得已，袁世凱取消了帝制。

袁世凱是個聰明人，為什么干這等齷齪事？曰：利也。這個“利”字，不單指經(jīng)濟利益，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帝制培育的國民是低眉俯首的順民，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統(tǒng)治，使原來的順民又“順”成了奴才，成了奴性十足的順民。最后，民：不管用什么方式變成君之后，一如早先的皇帝；臣：不管用什么方式變成君之后，更是一如早先的皇帝。中國專制社會，過幾年、幾十年、幾百年就變個皇帝，卻萬變不離其宗�！白凇敝甘裁�？是不是那個“利”字呢？

沒有高深道德修養(yǎng)的人，抵御不了這種誘惑，只顧集團利益的人，不會痛擊這種誘惑。順治哪里有力量抵御這種鋪天蓋地的誘惑呢？不要說順治，就是他的后代，哪里有一點抵御的可能呢？馬基雅維里說，人性的軟弱使民眾難以抵抗腐敗的誘惑，他們不易為共和做犧牲，反而更容易被專制權(quán)力所網(wǎng)羅，為了一點小恩小惠就成為專制的幫兇。

具體點說，順治確實對湯若望很敬重，尊稱他為“瑪法”（滿語，長者或爺爺）。1653年4月，又詔賜湯若望為“通玄教師”（康熙時為避諱，改“通微教師”）。順治皇帝對湯若望介紹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感到十分新奇。可以說，湯若望為順治皇帝了解西方打開了一扇小窗。不過，帝制培育的土壤是個創(chuàng)造奇妙事物的場所，順治重用湯若望，別人干涉不了就不加干涉。但事情不算完，順治死后再說。果然，1661年，順治皇帝駕崩，康熙即位�？滴跞�年（1664年），一個叫楊光先的大臣起訴湯大人，鰲拜等四輔臣支持楊光先。

楊光先列舉了湯若望等人的三條大罪：其一是潛謀造反，其二是邪說惑人，其三是歷法荒謬。楊光先認為，在中國傳教的湯若望，有顛覆中國的陰謀，提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73歲的湯若望此時已重病在身，肢體癱瘓，言語不清，由作為“同案犯”的比利時籍耶穌會士南懷仁在旁代為申說，而湯本人根本無法向?qū)徟写蟪冀忉�。其實，不老邁就有解釋的機會嗎？即使有機會，解釋又有何用呢？另據(jù)有的書籍披露：楊光先在控告過程中大施賄賂手段，他花費了白銀四十萬兩，買通了許多辦案官員，還施惠寶珠十八顆，堵住了一些人的口。其實不用破費，楊光先必勝——此一時彼一時也。治國策略總是隨皇帝的更替而變化，就是同一個皇帝，也常常前期與后期大不相同。

刑部采信了楊光先的說法，將湯若望等人的罪名定為大逆之罪，并根據(jù)刑律擬出處理方案：將湯若望等欽天監(jiān)官員凌遲處死；相關(guān)人員之子斬立決；不及歲之子、妻室、家人、地畝、財物等嚴查入官。四輔臣向孝莊太皇太后作了匯報，孝莊太皇太后非常不高興，斥責他們說：“湯若望向為先帝信任，禮待極隆，爾等豈俱已忘卻，而欲置之死耶？”

孝莊太皇太后這些話救了湯若望，年逾古稀的他被釋放了，回到了宣武門他的教堂里去養(yǎng)病�？滴跷迥辏�1666年）8月15日，湯若望逝于寓所，享年75歲�？滴醢四辏�1669年）9月，湯若望得到徹底昭雪。

簡述湯若望這一階段巨大的人生轉(zhuǎn)折，是想說，順治重用湯若望不是清朝走入新路的契機，統(tǒng)治者們沒那個覺悟�！皺C會”不是隨處可見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倘若清朝統(tǒng)治者意識到過去曾經(jīng)失去過機會，后來為什么在統(tǒng)治力已經(jīng)日見其絀的時候仍然錯失良機？況且，幾千年培育的土壤已使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習慣于固有的一切，習慣于爭論“夏”“夷”問題。晚清時，郭嵩燾說了幾句西方的好話，便惹來了滿朝文武及在野士大夫的憤怒。卸任回到老家時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傲不為禮”。

那個歲月，據(jù)清朝開國的時間已經(jīng)很遠了，尚且如此，順治時代人們的思想是何種水平，完全可以推測出來。專制帶來的政治利益，必然也使經(jīng)濟利益附在政治這張皮上，從上到下貪污腐化且明目張膽。然后惡性循環(huán)，無視新的機會，貽誤新的機會，扼殺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