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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去上京龍泉府遺址的次數(shù)很多。原因是，我歷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起落更迭。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墻墻基，那是兩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寬達十來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壩，綿延到遠處。

這個基座上面，原本應有一方方巨大的磚石砌成的雄偉高墻。可惜這兒不是吳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開闊的東北平原，一座廢棄的城市很難保存住一點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們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尋得干干凈凈，連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見了，就剩下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著草，長著樹，靜靜地待著。

再往里走，看到了同樣是拿不走的城門臺基和柱礎。昔日都城的規(guī)模，已影影綽綽地可以想見。

從遺址看，上京龍泉府由外城、內(nèi)城、宮城三重環(huán)套組成，外城周長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大道分成東西兩區(qū)，又用十余條主要街道分隔成許多方塊區(qū)域，果然是長安城的格局和氣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統(tǒng)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宮城，城墻周長五里。從遺址、遺物看，內(nèi)城中排列過五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東墻外則是御花園，應該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宮城中一個最完整的遺物，是文獻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寶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巖石砌成，幾乎沒有任何損壞。

我在井口邊上盤桓良久，想象著千余年來在它身邊發(fā)生的一切。我伸頭一看，它波光一閃，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終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個管理人員告訴我，從種種材料看，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紀至九世紀之間可能是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當時，它不僅是渤海國的諸城之首，而且是東北亞地區(qū)的貿(mào)易樞紐，把遙遠的長安和日本連成一條經(jīng)濟通道。

人們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推斷出當時這座城市的繁華。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發(fā)現(xiàn)了寬闊的五座跨江大橋的橋墩遺跡。而如今，數(shù)萬人的現(xiàn)代生活，只一座橋就綽綽有余。想一想，當日該是何等景象！

這樣一座城市，真會消失得如此徹底？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古書堆里研究了不少時間，發(fā)現(xiàn)有關渤海國的記載不多�！杜f唐書》、《新唐書》有一點，日本、韓國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資料，都比較零星。這個政權本身并沒有留下片言只語，就像一個沒有留下遺囑的亡故者，只能靠著一些鄰居們的傳言來猜測了，而且，那些鄰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現(xiàn)在，我掌握的材料還不足以寫成一篇完整的論文，只能描畫一種粗疏的圖像。

大體來說，從大祚榮、唐玄宗、李白那個時代的交往開始，渤海國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國。當然，也成了東北大地上最先進的一個政權。這種地位，隱伏著巨大危險。

危險首先來自于內(nèi)部。

畢竟剛剛從相當原始的游牧生態(tài)過來，任何較大的進步都會讓原來一起奮斗的首領們跟不上，造成一次次沖突。不少首領反目成仇、舉刀威脅，甚至重返叢林。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張接受大唐文明的先進分子必然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看成是數(shù)典忘祖的“親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們當作自己人。

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tǒng)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zhí)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

唐玄宗當然不能殺大門藝，但又不能得罪實際掌權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個計謀。他派了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經(jīng)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

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能說那幾個外交官胡言亂語，并把他們處分了。

歷史學家司馬光后來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于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zhàn)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xiàn)眼。（參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三）

司馬光說得不錯，但他太書生氣了。歷史上，除了少數(shù)偉大人物的響亮行為外，多數(shù)政治都是現(xiàn)實的。唐玄宗管理龐大的朝廷事務已經(jīng)十分吃力，他怎么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權力之爭，付出太大的代價？

于是，那位可憐的大門藝只能在長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國的人發(fā)現(xiàn)，怕暴露唐玄宗為他編制的謊言。他寄情故鄉(xiāng)，故鄉(xiāng)容不了他；他親近唐朝，唐朝幫不了他。

讓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別人的努力，渤海國還是逐漸領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規(guī)律，保守勢力一批批老去，連他們的子孫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終于迎來了公元九世紀的大仁秀時代（817—830）。

大仁秀時代的渤海國在各方面都達到鼎盛，被稱為“海東盛國”。一度，這兒的“上京龍泉府”和中華版圖西邊的長安城，一東一西，并立于世，成為整個亞洲的兩大文明重鎮(zhèn)。

乍一看，渤海國內(nèi)部的危險解除了。那就轉過身來，看看外部的危險吧。

周圍的部落，仍然未脫游牧習性，因此與渤海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帶來了羨慕與趨附，但在羨慕和趨附背后，卻藏著強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紀前期的渤海國器宇軒昂，但包圍著它的，卻是大量越來越閃爍的目光。它擁擠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煙的馬蹄了，它顯赫的名聲太撩撥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財寶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騎手了。

于是，那一天終于到來。來得出乎意料，又來得理所當然。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

人們會問：作為渤海國的宗主，唐朝為什么不出手來幫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于渤海國滅亡。

其實，即使唐朝沒有滅亡，也幫不了�！鞍彩分畞y”之后，氣象已失，門閥林立，哪里還管得上東北亞的一個自治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