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現(xiàn)象，就是對天皇的無限忠誠，和對天皇以外的任何人的無情的批判，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的報紙雜志或戰(zhàn)俘的口供中，就有不少人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破口大罵，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不顧士兵死活，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恨之入骨。他們對日本的人和事可謂是明辨是非的，常常贊揚一些軍官，嚴厲譴責另一些軍官。國內的報紙雜志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有更強有力的領導，并能和他們同舟共濟，還指責政府沒有做為，甚至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最好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的一次會議，東京一家報紙刊登了這次由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參加的座談記錄。其中有位發(fā)言者說：“我認為振奮日本民心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給大家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坦露心聲，他們害怕一不小心就會招來禍害。就算他們心存疑問，也只是表面應付，不敢直說。沒有言論自由，還談什么發(fā)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fā)言者更進一步說道：“我?guī)缀趺客矶己臀覀冞x區(qū)的選民座談，一聊就到大半夜，想問問他們關于一些事情的意見，但他們卻吞吞吐吐不肯開口，這哪還有什么言論自由。特別是有了所謂戰(zhàn)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限制令，國民簡直像封建老百姓一樣，變得膽小如鼠，本能夠發(fā)揮的戰(zhàn)斗力，到現(xiàn)在也沒發(fā)揮出來。可見，限制言論絕對不是一種激發(fā)斗志的好辦法。”
日本人并沒有無條件地承認等級制的優(yōu)越，因為即使在戰(zhàn)時，他們也會批判政府、大本營甚至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然而，唯獨天皇是不受批判的。天皇的至高無上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么會如此受到尊重呢？這是日本人的一種怪癖嗎？日本所說的只要天皇下令，他們可以單槍匹馬戰(zhàn)斗至死，也可以老老實實舉手投降，這些話是真的嗎？會不會是故意騙我們而編的謊言？
有關日本人作戰(zhàn)行動的這些重要問題，從反物質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tài)度，不僅關系到前線，也關系到日本國內。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在戰(zhàn)爭中暴露出來，就是日本對戰(zhàn)爭中人員損失的獨特態(tài)度。當美國把海軍勛章授給臺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的電臺對此表現(xiàn)出與美國人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他們感到非常的驚訝，廣播內容如下：
雖然尼米茲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但美國向司令官喬治•愛斯•麥肯因授勛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擊退了日軍，而是因為他成功地救了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還安全地把它們護送到基地。我們也不明白為什么會這樣，但是這則小報道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編造的，而是實實在在的事件。我們并不懷疑麥肯因將軍確實救了兩艘軍艦，只是希望你們了解一個奇特的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能受勛。”
一切救援行為，對倒霉蛋的一切幫助，都能深深地感動美國人。比救人行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回了活人。日本人所謂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他們甚至說，如果在B29轟炸機和戰(zhàn)斗機上配備救生器材，那就是“膽小鬼”的行徑，而且他們的報紙、廣播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話題。他們認為只有視死如歸才是英雄行為，而小心謹慎就證明自己無用。所以他們對待傷病員和瘧疾患者也是這種態(tài)度，他們認為這些士兵簡直就是廢物。日本醫(yī)療服務很差，更不用說維持正常的戰(zhàn)斗力了，補給也跟不上，時間一長，本來就匱乏的醫(yī)療設施更加難以維持。但這還不算什么，他們還在這時宣傳蔑視物質主義。他們教導士兵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對病患的照顧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就好比轟炸機上配置安全設備是貪生怕死一樣。首先，日本人平時不習慣像美國人那樣去看醫(yī)生。連和平時期來美國旅游的歐洲人也經常談到，與其他福利設施相比，美國更關心同情傷病患者。而這些對日本人來說是陌生的�？偠灾�，在戰(zhàn)爭中，日本軍隊沒有訓練有素的救護班，能在戰(zhàn)火中搶救傷員，也沒有前線救護所、后方野戰(zhàn)醫(y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復醫(yī)院這樣系統(tǒng)的醫(yī)療設施，更不用說醫(yī)療品補給了。他們根本沒有優(yōu)先轉移傷病員的習慣，情況緊急時，干脆殺掉傷病員。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常常被迫在有醫(yī)院的地點撤退。當部隊進行真正“有計劃的撤退”時，敵人已經近在眼前了，他們這時才會有所行動。負責的軍醫(yī)往往會在臨走時槍殺傷病員，也可能給傷病員留一顆手榴彈，讓他自殺。
日本人如此對待自己受傷的同胞，那么，他們也會這么對待美國戰(zhàn)俘。按我們的標準來看，日本人不管是對戰(zhàn)俘，還對他們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賓上校，軍醫(yī)哈羅魯?shù)?bull;格拉特里說，他曾經在臺灣被當做戰(zhàn)俘關了三年，在那期間，“美軍戰(zhàn)俘所受的醫(yī)療護理甚至比日軍士兵都要好，因為俘虜營中的盟軍軍醫(yī)會照顧盟軍俘虜，而日本士兵卻連一個軍醫(yī)都沒有。有一段時間，唯一給日軍看病的醫(yī)務人員是一個下士，后來升了中士。”這位菲律賓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兩次日本軍醫(yī)。（1945年10月15日《華盛頓郵報》報道）
日本對戰(zhàn)爭中人員損失的態(tài)度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西方任何軍隊在竭盡全力卻寡不敵眾、毫無希望時便會向敵軍投降，但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光榮的軍人，而且根據國際協(xié)議，將讓其通知本國，讓其家屬知道他們還活著。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在自己的家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矮人一等。然而，日本人卻認為榮譽就是戰(zhàn)斗到死，就算走投無路，他們也不會投降，只會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或者赤手空拳出去跟敵人同歸于盡。萬一受傷昏迷，不小心被俘，他就會覺得“回國后再也沒臉見人了”，喪失了名譽，他就是個死人了，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雖然日本軍中會有上述內容的命令，但是在前線卻顯然用不著特地強調了，他們一直都老老實實地用行動詮釋這條規(guī)則。在北緬會戰(zhàn)中，被俘者與戰(zhàn)死者的比例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除少數(shù)人以外，這142名被俘者大都負傷或昏迷，一個人單獨或兩三個人一起“投降”的就更少了。而在西方，陣亡者如果達到全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們就會考慮投降。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4比1。而在霍蘭迪亞，日軍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投降，其比率為1比5，與北緬的1比120相比，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
許多美國人都談到，美國戰(zhàn)俘在俘虜營里連笑都不敢笑，他們怕刺激到看守他們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看來，當了戰(zhàn)俘就已經夠可恥的了，就算沒有受傷、得瘧疾和赤痢這些疾病，他也已經是個廢物，不算個“正常人”了，這些美國人居然恬不知恥，還笑得出來，他們簡直忍無可忍。日本軍官給美國戰(zhàn)俘下的命令，就連一些俘虜營的日本看守也必須遵守，急行軍或是乘坐像沙丁魚罐頭似的運輸船轉移，對日本兵來說是家常便飯。有些美國戰(zhàn)俘說，日本哨兵會要求他們幫忙隱瞞自己的違章行為。在俘虜營中，最重的罪就是公開抗命。在俘虜營的戰(zhàn)俘，白天外出筑路或上工廠做工，是不允許從外邊帶回食物的，但是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來就可以蒙混過關。這個規(guī)定也就成了擺設，但是如果被發(fā)現(xiàn)，就意味著美國戰(zhàn)俘蔑視哨兵的權威，那絕對是重罪。在日本生活中和軍隊中，哪怕是一句“頂嘴的話”都等于是公然向權威挑釁，都要受到嚴懲。俘虜營中確實有暴行和虐待，但我們只是想區(qū)分文化習慣行為和暴虐行為，并不是想寬恕暴虐行為。
開戰(zhàn)初期，日軍士兵確信敵軍將會虐待俘虜，最終還會殺掉他們，所以他們更覺得投降是恥辱。當時在日本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謠言，說美軍用坦克碾死了瓜島上的俘虜�；蛟S有些日本士兵是打算投降的，但美軍懷疑他們投降的動機，而且認為懷疑是有理由的，美軍謹慎起見便將其殺害。就像一個日軍戰(zhàn)俘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獻給勝利的祭壇，如果不能以死報效祖國，那才是奇恥大辱。”一個除了死亡別無選擇的日本士兵，常常會選擇與敵人同歸于盡，并且引以為傲，所以他被俘之后也有可能這么做。這種可能性使我軍倍加警惕，同時也減少了日軍投降的人數(shù)。
“以投降為恥”這一信條已經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卻與我們的戰(zhàn)爭慣例截然不同。同樣的，他們也無法理解我們的行為。他們實在無法明白，美國人為什么絲毫不以被俘為恥，還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國政府，以便讓家屬知道自己還活著，這種做法讓日本人既吃驚又非常蔑視。所以，日本士兵想不到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他們以為美軍會像日軍一樣奮戰(zhàn)到底。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存在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那就是，日軍被俘后竟與盟軍合作。剛開始，他們完全不能適應已經成為階下囚的事實，也沒想著去適應新環(huán)境。他們覺得喪失了名譽，也就沒有資格做一個日本人。直到戰(zhàn)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shù)人要求回國，這時戰(zhàn)爭結局對他們而言已經無關緊要了。但有些人則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這不符合你們的慣例，那就允許我做一個模范戰(zhàn)俘吧。”有些老兵和曾經頑固的軍國主義者完全倒戈相向，他們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幫我們寫宣傳品，還跟我軍飛行員一起坐在轟炸機上指明軍事目標。這些表現(xiàn)，就好像他們已經獲得了新生，他們的生命跟過去無關，而且他們愿意忠誠于現(xiàn)在的生活。
當然，凡事皆有例外。就算以利相誘，也有少數(shù)戰(zhàn)俘頑固不化。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輕易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xié)助，所以有些戰(zhàn)俘營根本沒指望日軍戰(zhàn)俘會幫忙。但是如果接受了日軍戰(zhàn)俘的合作，戰(zhàn)俘營對日軍的態(tài)度必須由懷疑逐漸過渡到信賴。
美國人從沒想到日本戰(zhàn)俘的態(tài)度會有如此大的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為準則好像就是這樣：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另作打算。那么，我們能不能在戰(zhàn)后考慮利用他們的這種準則呢？或者這只是個別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行為？此外，除了日本人特殊的戰(zhàn)時行為值得我們思考，有關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習慣等諸多問題，也都值得我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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