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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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倡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國整部20世紀史上，其規(guī)模及深遠的社會影響，我認為大大超過“五四運動”。那不是啟蒙式的、由少數(shù)文化精英舉著“賽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種迸發(fā)式的，是普遍受到長期壓抑后的普遍噴薄而出，不僅松動了思想上的鎖鏈，手腳上的鐐銬也被打破，整個社會突然產(chǎn)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張力。從高層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國人幾乎人人有話說。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從人的解放開始。沒有人的解放，便沒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們才將那個時期稱之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還在銀川市附近的南梁農(nóng)場勞動。職業(yè)是“農(nóng)業(yè)工人”，而身份卻很復雜，頭上戴著好幾頂“帽子”。為什么說“好幾頂”呢？頭上戴著幾頂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嗎？難道我是傻瓜或腦袋麻木？當然不是。但那時我確實不清楚�，F(xiàn)在我們就來算一算：一頂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帽子，這兩頂帽子是“實”的。“實”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進個人檔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當我在電腦上輸入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讓現(xiàn)在50歲以下的讀者能夠理解的時候，我突然感到無能為力。這要比寫小說困難得多。雖然小說有想象的、虛構(gòu)的成分，但我的寫作能力基本還可以勝任，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說為證�？墒牵绻拗莆野l(fā)揮想象力，不加一點虛構(gòu)地描述那個荒謬的年代，真實地反映那一段歷史，我必須絞盡腦汁字斟句酌，仔細推敲�？墒�，我發(fā)現(xiàn)，這一來，我就陷入了要步步為營的迷魂陣。因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漢語就逐漸被搞亂了，漢語的詞語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而被另一種“嶄新”的意義替換了，更有大量的詞語變得粗糙，變得模糊。其實，我們現(xiàn)在說的“撥亂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詞語上的“撥亂反正”。其中很多我們已經(jīng)“反正”過來了。正因如此，所以現(xiàn)在我用同樣的詞語來表達就會讓今天的讀者難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系統(tǒng)，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詞，可是其詞義往往不亞于古文和現(xiàn)代語文之間的差別�？鬃诱f了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被質(zhì)疑了上千年，就因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們”解，而現(xiàn)代漢語只當“女性”和“婦女”講，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覺得寫這篇文章要比寫小說吃力，在我企圖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我還要把這個問題所涉及的詞語也加以解釋。
同時，作為一篇個人記錄，我也不想從已經(jīng)披露的歷史材料中搜尋依據(jù)，雖然這已經(jīng)很方便，敲敲鍵盤點點鼠標即可，并能減少難度且更為可靠�？墒悄菢右粊恚恼戮统闪速Y料的堆積，失去感覺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寫一代甚至兩代人的真實感受�，F(xiàn)在披露的歷史材料包括種種紅頭文件，在當時都是極其神秘的，只有極少數(shù)人掌握，絕大多數(shù)人只能受其擺布，即使陷入絕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無處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與歷史資料有出入，但它雖非“歷史”卻是“史實”。這是讓歷史學家永遠頭疼的難題：“歷史”往往與“史實”不同。
譬如，就拿那時的“正式文件”來說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絕對是非正式的，是個笑話�？墒�，我說中國人就曾經(jīng)生活在那種“非正式”的“笑話”之中，而且長達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讀者又會把我的話當作笑話。難就難在這里。
且讓我用事實來說話吧。
首先，是由誰來決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各地各單位揪出的“右派”當然非常之多，因為那時定有指標，上級規(guī)定是按本地本單位人數(shù)的5％來“打”（你看，這個“打”字又須有注釋，但類似的詞語太多，此處只好從略）。因為中國人特殊的政治積極性，“打”出來的“右派”會大大超過這個百分比，所以，最后總應(yīng)該有個決定性的權(quán)威機構(gòu)。這個決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機構(gòu)叫做“五人小組”。各地縣、處級以上單位都有這樣的“五人”�？墒沁@“五人”具體姓甚名誰，各地各單位的普通群眾是不知道的。你說是主要負責人吧，可是轉(zhuǎn)眼間這個主要負責人也成了“右派”，可見，還有更高層次的“五人”�？傊�，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別問出處，也問不清楚。
這樣一下子，全國就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當時全國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數(shù)只有550萬～600萬。55萬之說見于后來為“右派”平反的文件，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shù)目；550萬～600萬之說見于1956年公開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這里，我仍忍不住想說說這個“打”字。“打”一詞，在“反右運動”中是政治積極性的褒義詞，我沒看過當時公布有某某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一說，可是后來給“右派分子”平反時，又一律稱為某某人被“錯劃”的說法，其實應(yīng)稱為“錯打”才對。
好了，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這是最可靠的。
我發(fā)表長詩《大風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民日報》馬上發(fā)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斥大風歌》�！度嗣袢請蟆方裉烊杂泻芨叩臋�(quán)威，當時簡直就是“圣旨”，于是我當仁不讓地成了“右派”，受到處理“右派分子”的頂級懲罰：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yǎng)。
“正式文件”是怎樣的呢？當時壓根兒沒給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時，給我平反的有關(guān)單位從我的個人檔案里只找到一張21年前押送我到勞改農(nóng)場的小紙片，類似“派送單”這樣的東西。我名字后面，填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沒有一份證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據(jù)，更沒有說明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這張紙我見了，只有巴掌大，紙質(zhì)脆薄，比現(xiàn)在公共廁所里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我認識這種紙，那叫“雪蓮紙”，用稻草造的，因為它不經(jīng)磨損，不耐存放，一般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而這劣質(zhì)的“雪蓮紙”卻奇跡般地在我的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
然而，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文件的范圍內(nèi)，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可是，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怎么辦呢？
幸好，這已經(jīng)是1978年，開始實事求是了。原來我的大麻煩，即當年《人民日報》及地方報紙、文學刊物對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證明，從而讓我有資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與“幸”的轉(zhuǎn)換，需要我等待22年。后來，我碰到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lǐng)導，問他當年為什么把我訂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著說：你只發(fā)表了一首詩，沒有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盡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定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我理解他們的寬厚，“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中，看起來只有“壞”沒有政治性。他們哪知道后來“地富反壞右分子”通通在一個菜籃子里，最后“一鍋燴”了。我也笑著告訴他：到了地獄，不分你是吊死鬼還是餓死鬼，都是一律同樣對待的。他卻說：那不是你的一筆財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個“五人小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這樣看來，“五人小組”能網(wǎng)開一面，當然也能指鹿為馬，把不應(yīng)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樣也說明了，當年報紙雜志上的白紙黑字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眾口鑠金”的功能，都可以作為罪證置人于死地。當年，眾口一詞很快會轉(zhuǎn)化為約定俗成，大家說你是什么，你就成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為這張薄薄的“雪蓮紙”，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戶口本、身份證上填寫的卻是1938年出生。這也來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勞改釋放，手拿勞改農(nóng)場給我開具的釋放證到分配我去就業(yè)的農(nóng)場報到。這個我去就業(yè)的農(nóng)場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勞改的農(nóng)場。這么說似乎有些繞口，干脆點說，就是我從這里出去勞改一趟又回來了。農(nóng)場政治處干部看看釋放證，丟給我一張紙，那是照例要填的農(nóng)場工人登記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欄，我如實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厲地打量我一眼，說：你明明生在1938年，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問：哪來的1938年？干部指著釋放證說：你看，你看！這上面寫得清清楚楚的，你還耍賴！好像我非爭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釋放證，又是那倒霉的“雪蓮紙”，勞改農(nóng)場干部用蘸水鋼筆寫1936的“6”時可能蘸了一下鋼筆水，6在紙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說是8就是8吧。
這個“正式文件”從此之后減了我兩歲，不知是否能讓我多活兩年。
費了這么多筆墨才大致把當年所謂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這個“明白”也是我自以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讀者能否明白�；貞浲拢３Ｓ�“隔世之感”這句成語，我想，自古以來沒有哪個時代中的人回憶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國的變化不僅僅是世代之隔，簡直就是兩個世界之隔。由此產(chǎn)生的老少之間的隔閡不止是代溝問題，根本上是陰陽兩界的問題。所以，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在老少之間的交流上有我們中國人這樣困難。
二
說了“正式文件”，我還要說說“帽子”。仍不用現(xiàn)在已經(jīng)披露的歷史資料，還是談我自己的遭遇。
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頂“反革命”帽子怎么來的呢？讀者千萬別以為我這個人特別壞，中國，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頂“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會被戴上另一頂“帽子”，絕非我一人時運不濟，億萬人都命途多舛。那時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場里的廉價商品，是“買一送一”的。應(yīng)該說，我還是比較僥幸的一個。首先，我活下來了；其次，我還有在這里細數(shù)“帽子”的閑心，更重要的是：我畢竟有“雪蓮紙”為證。更有數(shù)以萬計人被當成各種“分子”受苦受難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時，在他或她的個人檔案中卻找不到“正式文件”，連一張巴掌大的“雪蓮紙”也沒有，從而得不到“甄別”或平反。這就是眾口一詞、約定俗成的厲害。當初在眾人口誅筆伐、千夫所指下稀里糊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關(guān)了，被開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窮途潦倒、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運的轉(zhuǎn)折期，卻因為根本沒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幸虧已是1978年以后，全國都不再講人的出身成分、個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場經(jīng)濟中倒騰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勞改釋放到農(nóng)墾農(nóng)場就業(yè)后，碰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戴上的。當年，每掀起一次政治運動，都以“公審大會”開路，以顯示“無產(chǎn)階級專政強大威力”，先給人民群眾來個當頭棒，“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不例外。公審哪些人呢？首當其沖的是有歷史問題的人。欲抓現(xiàn)行，先抓歷史，這是最方便的發(fā)動政治運動的方法，每次政治運動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續(xù)到“文化大革命”更變本加厲。“一個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兩次懲罰”是人類社會基本的法學原則，而30多年前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國家。一個人只要過去有點污點，就會不斷被潑污水，弄得越來越臟。當然，還得在此類人身上抓點“現(xiàn)行”出來，沒有一點“現(xiàn)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將展開的政治運動。將有歷史污點的人先抓出示眾，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漸向外擴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變成“敵人”。這是政治運動的步驟，是規(guī)律，所以建國以后不是“敵人”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
試想，要在一個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來的道理？毛澤東就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1965年我被判為“反革命分子”的“現(xiàn)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報，別人說了反動話我沒匯報（這個毛病至今還沒有改造好）；二是破壞生產(chǎn)，把我在灌溉稻田時沖斷一條田埂說成是有意破壞，而當時我一人管300多畝稻田，比“革命群眾”管的多得多，卻長勢最好；第三，我就要說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學或是被開除，或是失業(yè)在家的中學生“上山下鄉(xiāng)”來到寧夏農(nóng)墾農(nóng)場勞動。一天，在田里干活時，一個天津女“知青”看到一個農(nóng)工跨過田埂就解開褲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見過這種場面，竟連驚帶羞哭了起來。我在一旁說了一句：“嗨！你走遠些嘛。你看，你在那邊尿尿，人家在這邊哭哩。”這句話經(jīng)分析，就成了“把知識青年的眼淚比作尿，惡毒攻擊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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