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楊武能：每篇作品都要有自己的“鷹”——中篇小說大師海澤的“獵鷹理論”與創(chuàng)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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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德語文學，在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影響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Novelle這種體裁見長的。Novelle一詞，源出意大利語，本來指的是結構謹嚴、篇幅比較短小、以一個完整的事件為中心內容的散文體小說，比如像薄伽丘的《十日談》里的那些故事。十八世紀末，Novelle這種體裁連同其名稱一起由歌德引進德語文學，在往后的一百多年里得到了巨大發(fā)展，成了一種頗具特色的文學樣式。德語Novelle，盡管在不同時代和不同作家筆下，寫法屢經變遷，風格各式各樣，但是仍然保持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特點。這些特點就是：以篇幅論，多半在三萬字左右，但也長可超過十萬言，如瑞士作家邁耶爾的著名歷史小說《圣者》，短則僅幾千字，如施篤姆的《遲開的薔薇》；以內容論，按照歌德和同時代的理論家施雷格爾兄弟的意見，德語Novelle的故事應該是“奇特的”（merkwurdig）、“罕見的”（seltsam）、“獨特的”（einzigartig）和“聞所未聞的”（unerhort）等等。因此，嚴格地講，它并不完全相當于我們所謂的中篇小說，與我國唐宋傳奇倒是更加相似的�，F(xiàn)在通常將Novelle譯作中篇小說，即以篇幅論，也只差強人意而已。
從歌德到托馬斯•曼，德語國家里涌現(xiàn)了一大批以創(chuàng)作這種帶傳奇色彩的中、短篇小說著稱的作家，其中霍夫曼、克萊斯特、凱勒、施篤姆、茨威格等等的名字，早已為我國讀者所熟知。保爾•海澤(PaulHeyse)雖然在我國名聲不如他們，卻也在同一體裁的創(chuàng)作中獨樹一幟，成績斐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的威望比起同時代的凱勒、施篤姆來甚至還有過之，是一位一度產生世界影響的作家。
保爾•海澤有著多方面的文學才能，但主要建樹仍在中、短篇小說方面。一九一○年，為了“表彰他作為抒情詩人、劇作家、長篇小說家和世界聞名的中短篇小說家，在長期創(chuàng)作生涯中所顯示的滲透著理想的、非凡的藝術才能”，保爾•海澤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語作家。
一
一八三○年三月十五日，保爾•海澤出生在德國普魯士邦的京城柏林。父親是當時有聲望的古典語言學家，與文化界名流如威廉•洪堡等都有很深的交誼；母親是猶太大銀行家的女兒，酷愛文學，精通英文、法文，從事過文學翻譯和戲劇活動，她的姊妹中有兩人成了作家，雖然并未取得什么成就。保爾•海澤不僅自幼受到文學熏陶，而且早早與文藝界發(fā)生接觸，詩人、作家如艾沁多夫和凡爾哈根，音樂家如門德爾松和李斯特，甚至還有斐迪南•拉薩爾，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保爾•海澤資質聰穎，八歲即進入文科中學學習，成績一直優(yōu)異。與此同時，對于文學的愛好更急劇增長，甚至在上數(shù)學課時還偷偷閱讀庫柏的小說和海涅的《游記》。在中學的最后一年，與三個同學共同組織了一個名為“俱樂部”的文學團體，每周秘密聚會，朗誦各自的詩作，其中被認為精彩的就抄在團體的“記事冊”上。這本約定對外秘而不宣的抄詩簿，不期卻落在作家埃瑪努伊爾•蓋貝爾手里。蓋貝爾時年三十一歲，在文壇上已有相當名聲。讀罷四個中學生寫的詩，他立刻發(fā)現(xiàn)保爾•海澤“特別有天才”，遂另眼看待，讓這個十六歲的少年成了自己的忘年朋友。這樣，海澤便結識了對他一生的發(fā)展產生最重大影響的人。
一八四七年三月，海澤中學畢業(yè)，進入柏林大學攻讀古典語言學。但是不久就心生苦悶，因為他感到，自己的全部心智“都完全集中到了文學事業(yè)上”。這時候，是蓋貝爾將他引薦給著名的藝術史家弗朗茨•庫格勒；在庫格勒周圍，聚集著一批年輕的學者和文學家，后來成了德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重要代表的特奧多爾•馮塔納也在其內。庫格勒大力鼓勵海澤寫作，并介紹他參加了柏林的著名文學俱樂部“史普里河上的隧道”。四年后，海澤在這里朗誦了自己的Novelle處女作《馬利昂》和另一篇詩體小說《弟兄們》，并雙雙獲得俱樂部舉辦的征文競賽的最佳作品獎。
一八四八年三月，柏林同歐洲其他許多大城市一樣，爆發(fā)了人民革命，保爾•海澤作為大學生團體的成員，也拿起武器走上街頭，同時發(fā)表了充滿革命激情的詩篇，如《古調德語新詩十五首》。三月革命失敗后，海澤于次年春轉入波恩大學繼續(xù)學習，但革命熱情不減，當萊茵蘭和巴登爆發(fā)人民起義時深為振奮，曾考慮參加高特弗里特•金克爾教授組織的志愿軍前往聲援，只因故未能如愿。
一八五○年夏天，海澤前往瑞士旅行，回來后決定放棄古典語言（拉丁語、希臘語）的學習，改學現(xiàn)代羅曼語言（意大利語、法語和西班牙語等），為日后大量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打好了基礎。
但是，成為海澤一生發(fā)展的重要轉折的，是另外一次旅行。一八五二年，大學剛畢業(yè)的海澤獲得普魯士政府資助，到意大利游學一年。正式任務是研究考察羅曼語古代手稿，但是成果并不多，且發(fā)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將他逐出門外，理由一說是他違反規(guī)定偷抄古手稿，一說是他一八五○年寫的劇本《羅馬的弗朗西斯卡》觸怒了教廷，被教廷視為“有傷風化”。然而對于海澤的文學事業(yè)，意大利之行的收獲卻太大了。一年中，從北到南，他遍游這個南方古國：在佛羅倫薩，他研究文藝復興的宏偉建筑和藝術珍品；在羅馬，他廣交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那不勒斯，他流連忘返于維吉爾墓前；在卡普里，他對漁民的生活進行深入考察；在米蘭……在威尼斯……在比薩……意大利淳樸善良的人民，明媚旖旎的風光，古老悠久的文化和歷史，往往都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從長遠看，在意大利的經歷不僅為他以后創(chuàng)作的相當大一部分作品特別是中短篇小說提供了素材，而且對他以追求明朗、和諧為主的美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風格，也產生了明顯影響。再看直接的具體的結果，就是他在旅途中寫成了反映卡普里漁民生活的《犟妹子》（L’Arrabbiata）這篇Novelle�！蛾衩米印烽L僅一萬余字，只能算個短篇小說，但一經問世卻給作者帶來巨大聲譽，真正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從此，大量的作品便從海澤的筆下涌了出來。
一八五三年秋，海澤回到柏林，正在為是否作專業(yè)作家而猶豫未定之際，突然接到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連二世要他去慕尼黑的邀請。國王答應給他每年高達一千金幣的俸祿，所求于他的不過參加宮中不太經常舉行的科學文藝討論會而已。原來，和自己的父親路德維希一世一樣，馬克西米連二世也雄心勃勃，企圖把慕尼黑變成德國科學文化中心，因此，不但廣事收羅學者文人，而且自己還出席和主持討論會。年僅二十三歲的海澤所以能得到如此一個“美差”，又是先一年到慕尼黑的蓋貝爾大力舉薦的結果。海澤于一八五四年移居慕尼黑，在這里生活了半個多世紀。悠閑而優(yōu)裕的生活使他能集中思想和精力從事創(chuàng)作。在以蓋貝爾為精神領袖的所謂“慕尼黑作家集團”中，海澤不久就成為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的佼佼者，與蓋貝爾和后來很快便湮沒無聞的弗里德利希•波登施德特一起，被時人稱為慕尼黑文壇的三巨星。
一八六四年，馬克西米連二世死了，其子路德維希二世要求蓋貝爾和海澤自行提出申請，否則停發(fā)年金；二人不予理睬，新國王沒辦法，只好繼續(xù)施予“恩澤”。四年后，他終于以蓋貝爾在一首詩中支持普魯士的政策為理由，停發(fā)他的俸祿；為表示對國王不滿，海澤也自動放棄了俸祿。不久后，蓋貝爾因病返回故鄉(xiāng)呂貝克，海澤遂成為慕尼黑乃至整個南德文壇的領袖，國內外的重要作家如馮塔納、施篤姆、凱勒、勞伯、格里爾帕策、黑勃爾以及挪威的易卜生和比昂遜等，都與他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和通信聯(lián)系。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海澤的聲譽和影響達到了高峰。
八十年代以后，由于自身題材來源枯竭和德國自然主義崛起等原因，海澤的創(chuàng)作開始走下坡路，聲望也逐漸衰落。他這段時間的主要貢獻是在編輯出版、提攜后進和幫助同行方面。例如奧地利大戲劇家和小說家格里爾帕策，就是由于他的介紹才免于湮沒無聞；另外如馮塔納等相當一批作家，則由他提名而獲得各種文學獎金。由于他推薦的人不為官方認可，海澤于一八七四年和一八九三年先后辭去了馬克西米連獎金和席勒獎金的評審人職務。一八八四年，保爾•海澤以劇作《賽拜恩婦女》成為席勒獎金的獲得者；一九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雖說姍姍來遲，卻成了八十高齡的作家的晚年安慰。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日，保爾•海澤病歿于慕尼黑。
二
保爾•海澤兼為小說家、詩人、戲劇家，從中學時代開始寫作，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作品是異常豐富的，計有：長篇小說九部，中、短篇小說一百八十多篇，大量的抒情詩和政治詩，戲劇近七十出，此外還有相當多的論文、回憶錄、日記以及與馮塔納、凱勒和施篤姆等的文學通信等等。不僅如此，海澤還是一位杰出的翻譯家，翻譯出版過西班牙和法國的詩歌，意大利的童話、民歌、喜劇和小說，以及瑪基雅弗里•奧里約斯托和莎士比亞等一系列重要外國作家的作品，其譯作很得時人好評。最后，在一八七一至一九○三年三十二年間，他編選出版了《德語中短篇小說寶庫》《外國中短篇小說寶庫》和《新編德語中短篇小說寶庫》，三套選本加在一起多達六十二卷，可以說集十九世紀以前的世界中、短篇小說之大成，其貢獻與功績，也不可低估。
在德國文學史上，保爾•海澤的名字通常都與所謂“慕尼黑作家集團”聯(lián)系在一起，他的創(chuàng)作被認為體現(xiàn)了這個集團的思想和美學觀點，一般說來，這種看法是不無道理的。因為，他一生的主要活動都集中在慕尼黑，與該集團成員特別是它的精神領袖蓋貝爾關系密切，思想和創(chuàng)作自然會在不少方面受其影響。但是，作為思想敏銳的天才，早年又深受以歌德為代表的德國古典主義以及意大利人文主義的熏陶，再加上與國內外的優(yōu)秀作家有著直接間接的廣泛接觸，其作品，特別是較早期的小說和詩歌，便經常突破了蓋貝爾等的思想和美學窠臼。
所謂“慕尼黑作家集團”產生于五十年代中期，其思想傾向和美學觀點乃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后德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悲觀失望情緒的反映；加之慕尼黑當時還是個行會手工業(yè)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落后城市，該集團成員中的小市民氣也比較重。蓋貝爾本人的政治態(tài)度則更加保守，一八四八年以前即反對革命，熱衷于鼓吹中世紀的君主制。在美學上，他主張所謂“純藝術”和“為藝術的藝術”，反對文藝干預現(xiàn)實生活，更鄙視革命前后產生的政治詩歌。整個說來，慕尼黑的作家們都傾向于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
海澤的創(chuàng)作，特別是晚期創(chuàng)作，的確反映重大社會題材的極少，也有過于講求形式的唯美主義傾向和較濃厚的小市民氣，這無疑都與蓋貝爾的影響和保守環(huán)境的局限有關。但是，他始終堅持自由民主的信念，忠于人道主義傳統(tǒng)，同情被壓迫民眾，與蓋貝爾等又有著明顯的差別。他早期的成功創(chuàng)作，更與慕尼黑其他作家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
保爾•海澤用不同的體裁創(chuàng)作的作品都很多；但是成就卻參差不齊，在當時雖然全得到推崇，真正價值和對后世的影響卻很不一樣。
海澤以寫抒情詩開始創(chuàng)作，早年受浪漫主義詩人艾沁多夫影響，后轉而師承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形式與風格多所借鑒，作品雖也傳誦一時，曾為勃拉姆斯、舒曼等一百多位著名作曲家譜曲，但終因缺少獨創(chuàng)性而經不住時間考驗，在今天其價值已遠不如他翻譯介紹的外國詩歌。
海澤的戲劇創(chuàng)作也對德國古典戲劇傳統(tǒng)和奧地利大戲劇家格里爾帕策亦步亦趨，加之又多以古代希臘羅馬和意、法等異國的題材為內容，在六十多部劇作中涉及德國現(xiàn)實生活的僅《漢斯•朗格》和《巴伐利亞人路德維�！返葍扇�，整個說來意義也不大。
在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保爾•海澤則遵循青年德意志派的古茨訶夫和施畢爾哈根的路子，但卻被認為沒達到前者的哲學深刻性和后者的政治尖銳性。在他的九部長篇小說里，唯有《世界的孩子們》（1872）和《眾峰之上》（1895）這兩部取得了成功。前一部揭露教會的偽善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淪喪，出色地塑造了一個被視為“現(xiàn)代塔爾丟夫”的偽君子形象；后一部則有力地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學，鞭撻了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的統(tǒng)治階級。
用以上幾種體裁，海澤都未能創(chuàng)作出具有長遠和巨大價值的杰作，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形式和風格方面因襲多，創(chuàng)新少；二是內容和題材脫離現(xiàn)實，缺乏社會意義。因此，八十年代以后，隨著一大批自然主義作家和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登上文壇，海澤即被譏為“專事模仿”和“已經過時”，是毫不奇怪的。
保爾•海澤的全部創(chuàng)作，只有Novelle這種體裁成就突出，一些優(yōu)秀代表作在世界上產生過廣泛影響，至今生命力不衰。
三
在德國，Novelle的創(chuàng)作有著深厚的傳統(tǒng)，從歌德到托馬斯•曼，名家輩出。保爾•海澤進行創(chuàng)作的年代，德國的Novelle正好發(fā)展到了最高峰。他不但可以向歌德、霍夫曼、蒂克、克萊斯特等前輩借鑒學習，更可以與同時代的凱勒、施篤姆、邁耶爾等取長補短；他與凱勒、施篤姆長期通信，主要內容是就創(chuàng)作問題進行探討、切磋。對于薄伽丘以來的外國中、短篇小說大師，他都有深入了解，其中特別推崇法國的梅里美、繆塞、莫泊桑和俄國的屠格涅夫，從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顯然也汲取了不少營養(yǎng)。這樣，他在學習借鑒方面便不是囿于某一家一派，像在不成功的其他體裁創(chuàng)作中那樣，而是博采眾長，融會貫通。不僅如此，海澤在創(chuàng)作中還十分注意創(chuàng)新，從而形成了自己鮮明而獨特的風格和個性。他既不同于典雅寧靜的歌德，更不同于神秘詭譎的霍夫曼，與深刻細膩的凱勒也有顯著差別。整個說來，他的創(chuàng)作以現(xiàn)實主義為基調，同時又有著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在德語Novelle的發(fā)展史上，保爾•海澤占有一個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享有“中短篇小說家中的莎士比亞”之稱的凱勒，認為他在Novelle“這一體裁內創(chuàng)造出了一些嶄新的東西”；德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奠基人馮塔納，稱贊他是自己時代“最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文學天才”；十九世紀丹麥的大批評家勃蘭兌斯，則把他的中、短篇小說成就與霍夫曼和梅里美等相媲美。
作為中、短篇小說家的海澤之所以獨樹一幟，取得突出成就，是與他對Novelle這一體裁的本質有著深刻的、獨到的理解分不開的。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德語中短篇小說寶庫》第一卷序言中，他把自己的理解作了系統(tǒng)而生動的闡述，提出了著名的“獵鷹理論”。“獵鷹”一詞典出薄伽丘的《十日談》。在《十日談》中講的每一個故事前面，都有一段簡短的引語，其中第五日第九個故事前的引語是這樣的：
費得里哥為一位太太耗盡了家財，總不能獲得她的歡心，從此只得守貧度日。后來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愛的一只鷹宰了款待她，她大為感動，就嫁給了他，并且給他帶來豐厚的陪嫁。
譯文摘自方平、王科一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
從這段引語中，海澤悟出了Novelle的一個基本特征，要求每一個作者經常向自己提出問題：“我的‘鷹’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區(qū)別于其他成千上萬篇故事的獨特之點在哪里？”海澤的“獵鷹理論”，對于歌德和施雷格爾兄弟關于Novelle應該講一個“新鮮”“獨特”“聞所未聞”的事件的提法，作了很好的發(fā)揮，很受人們的重視。應該指出，這種每篇作品都得有自己的“鷹”的主張，就是要求作者刻意求新，標新立異，不僅僅指作品的情節(jié)而言，而指作者的整個風格；不僅僅適合于帶有傳奇性質的Novelle，也可以和應該在原則上適合于其他文學樣式，因為，雷同刻板，因襲模仿，平平淡淡，對于整個文藝創(chuàng)作來說都是不可取的。
在中、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海澤看來是自覺地實踐了上述主張，因此他的作品，特別是早期的優(yōu)秀作品，不論題材內容或是藝術形式都富于個性特色，叫人一讀就被吸引住，讀完后久久不會忘懷。
就內容論，他的小說的題材不論是古代的或是現(xiàn)實的，不論是意大利的或是德國的，都始終重在發(fā)掘人性中的善和美。因此，他常常描寫人與人之間純真的愛情（如《犟妹子》）和無私的友誼（如《臺伯河畔》），常常歌頌舍己助人（如《死湖情瀾》）和殺身成仁（如《安德雷亞•德爾棻》）這樣的壯舉。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心靈純善、氣質高尚、獨立不羈、熱愛自由、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正面形象。對于剝削階級中的偽善、自私、貪婪、殘忍、凌弱諂強這些丑惡性格，他雖也揭露和諷刺（如《安妮娜》和《安德雷亞•德爾棻》），卻只是作為陪襯，順便為之而已。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惡人壞人，如密探薩姆埃勒、貴婦人阿迷黛、富商貝佩以及教皇和他身邊的教士等等，但多半只像在諷刺漫畫中似的粗粗勾勒出來，形象遠遠不如正面人物典型、充實。這些，一方面說明海澤在創(chuàng)作中堅持西歐資產階級文學的人道主義傳統(tǒng)，是他的一個可貴的優(yōu)點。但是，另一方面，在自由資本主義逐漸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級矛盾尖銳化，社會道德淪喪，惡之花滋生漫長的十九世紀后半期，這樣一味追求美和善有時又不免使他失去堅實的立足之地，墮入唯心主義的理想主義。
在一篇題名《比薩的寡婦》（1865）的小說里，保爾•海澤明確地談到自己創(chuàng)作的上述特點，說：“我從來不能塑造一個身上沒有某些可愛之處的主人公，尤其是從來不能塑造一個女性形象，自己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愛上了她的。”又說：“有足夠的人寧肯去寫丑惡的東西。讓各人愛怎么寫怎么寫吧！”
對于自己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海澤的確是懷著愛，努力發(fā)掘他們身上的美與善。但與此同時，他并不違背現(xiàn)實，無限制地片面地美化自己的主人公，使其成為“道德的典范”，而是也寫出他們的弱點、缺點，比如勞蕾拉的固執(zhí)，費妮婕的迷信，安妮娜的軟弱，海倫娜的溺愛兒子，比安基的玩世不恭，生活放浪，安德雷亞•德爾棻的相信恐怖手段、脫離群眾等等。這樣，海澤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更加像活生生的人，更加富于立體感，更加真實可信。他們身上的好的品質，受到作者的熱情贊揚；對他們的缺點，他則給予善意的譏諷，結果給他的早期代表作《犟妹子》《特雷庇姑娘》(1855)和《安妮娜》(1860)等，都增加了一種幽默風趣的特色。
保爾•海澤的人物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女性多而出色。在他筆下，婦女的優(yōu)點不僅僅是一般作者所描寫的美麗、溫柔、善良，而且往往勝過男子，在生活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她們或獨立不羈，或敢作敢為，或聰明賢惠，或忍辱負重（如《失去了的兒子》中的海倫娜夫人）。特別是海澤作品里的意大利婦女，更為人所稱道。凱勒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寫信給他說：“您用這些意大利少女的形象，塑造出了一種具有古代人式的淳樸和真摯熱情的光輝典型，賦予單純的自然肌體以熱烈絢麗的色彩，從而產生出了特殊的魅力。”
還值得注意的是，海澤在創(chuàng)作中對勞動人民表現(xiàn)了相當深厚的同情。他所塑造的正面形象不少都出自下層；人性中的美和善多存在于他們身上，而剝削階級、統(tǒng)治者、教會則往往被描寫成丑惡可厭的。特雷庇山民挺身對抗官府，幫助費妮婕搭救菲利普，羅馬小酒館中下層民眾之間真誠相待，一起歡樂歌舞，這些場面寫得十分令人感動。
以上內容方面的種種特點，雖然有的也表現(xiàn)了海澤在美學觀點方面的唯美主義傾向，但歷史地看，仍說明他堅持資產階級文學的人道主義傳統(tǒng)，忠于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的自由民主信念。就算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海澤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美和善，也未必都已完全失去價值吧。
可是，要真正了解海澤中、短篇小說的特色，還不能不注意他在藝術形式方面的追求和創(chuàng)造。與內容上求美、求善相適應，他在形式上也力求和諧、完整。早期，在內容充實、新鮮的情況下，他的確以高超的技巧創(chuàng)造出了一些瑰寶似的藝術珍品。他的構思布局精巧別致，故事情節(jié)變化多端，幾乎每一篇較優(yōu)秀的作品都富有戲劇性和浪漫色彩，都有其出人意表和引人入勝之處，也就是說都有自己的“鷹”。他的語言純凈、明快，不少時候還詩意濃郁。他對自然風物的描繪特別是對意大利的描繪真實生動，常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他的作品情節(jié)發(fā)展起伏跌宕，變化有致，如《安德雷亞•德爾棻》中三次行刺的描寫，由暗到明，由虛到實，一次比一次更加扣人心弦。他小說的結尾也多半頗見匠心，令人叫絕。當然，他的某些作品特別是后期作品，由于刻意求工難免顯出雕琢的痕跡，犯了唯美主義的毛病。他偶爾也有敗筆，如《安妮娜》的開頭和《臺伯河畔》的結尾，似乎就可以作為例子。但不管怎么講，像保爾•海澤這樣一位獨具風格的中、短篇小說家，他在藝術方面可供我們研究借鑒、閱讀欣賞的地方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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