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為前驅者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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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武門外有一條僻靜的胡同——南半截胡同。胡同里有一個僻靜的小院——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院中原有一株開著淡紫色花朵的楝樹。后來楝樹不知怎么被折斷了，就又補植了一株槐樹，“補樹書屋”的名稱就由此而來。如今，這株槐樹軀干的橫斷面上已經出現(xiàn)了第七十六道年輪，在它兩側書房中度著漫漫長夜的魯迅也在人生的道路上經歷了三十八個春秋。古語云：“三十而立。”三十八歲，這正是生命之樹結果的時光。然而，中年時代的魯迅由于飽經憂患，寬闊的額頭上已經漾出了皺紋——這是歷史倒轉的車輪在他額上留下的轍印。
辛亥革命之后，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更壞：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1917年7月，辮帥張勛又刮起了一陣陰風，把廢帝溥儀從故宮抬出來，演了一出十二天的復辟丑劇。目睹這種“狐貍方去穴，桃偶已登場”的政局，魯迅產生了懷疑和苦悶。他的苦悶，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失敗，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尚未興起的歷史時刻所產生的時代性的苦悶。就是在這種情緒的籠罩下，魯迅埋頭于整理古籍，研究佛學，搜集金石拓片。他在孤獨中思索著辛亥革命的教訓，在尖銳的思想矛盾中不倦地探尋著中國革命的新路。
正當魯迅在補樹書屋過著“槐蠶葉落殘碑冷”的生活的時候，涅瓦河上響起了“阿芙樂爾號”的炮聲。俄國沙皇盤踞的冬宮熄滅了最后一支蠟燭，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曙光開始顯露在薄明的天空。沉睡于封建長夢中的東方睡獅醒來了，在迷霧中旋轉的中華民族的航船終于在歷史的江面上找到了前進的標燈。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時代精神的鑰匙終于啟開了魯迅心靈的門扉。
人們不會忘記“補樹書屋”那位手提大皮夾的胖胖的來客——魯迅的老同學錢玄同。他在東京《民報》社聽章太炎講學時，常在席子(即日本的“榻榻米”)上爬來爬去，因此被同學戲稱為“爬翁”。1918年初，以倡導文學革命而聞名的刊物《新青年》雜志擴大陣營，由陳獨秀主編改為編輯部同人共同編輯，錢玄同也成為編者之一。但是，他們當時如同奔馳于毫無邊際的沙漠，沒有人來贊同，也沒有人來反對。在寂寞中，錢玄同想到了留日時期曾經慷慨激昂地提倡文藝運動的魯迅，便敦促他為《新青年》撰寫稿件，以完成他蓄志已久的事業(yè)。在錢玄同的鼓勵下，魯迅感到舊社會雖然像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但只要驚起了里面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就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魯迅處于冰結狀態(tài)的火焰般的熱烈的愛憎，以及原來儲存的生活素材如同火藥一樣，由于時代的氣溫適度，又有錢玄同的約稿這一導火線的觸發(fā)，終于爆發(fā)出了燦爛的思想和藝術火花。
當魯迅重新?lián)]筆上陣的時候，他首先想起了前不久偶爾讀過的《資治通鑒》。這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編年體通史。魯迅從中了解到，像春秋時代齊國的大臣易牙把兒子蒸熟了獻給齊桓公品嘗這類令人戰(zhàn)栗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原來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易牙為了表示對君主的忠誠，居然忍心殺死自己的親骨肉，這有多么殘忍!但當齊桓公病倒以后，易牙又糾結同伙相與作亂，使齊桓公粒米不得食，可見他的“忠”是何等虛偽!魯迅又想起了清末刺死安徽巡撫恩銘的光復會元老徐錫麟，他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時不幸被俘，連心肝都被恩銘的衛(wèi)隊剜出來炒著吃了。在魯迅的腦海中，還浮現(xiàn)出了他的姨表弟阮久蓀的影子。這個青年原是浙江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后來到山西一帶游幕。他置身于封建官場中，看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負得不到施展。他在一首題為《寄友》的五言律詩中，就發(fā)出了“壯士容無地”的浩嘆。由于長期抑郁寡歡，阮久蓀得了一種叫“迫害狂”的病癥。他在幻覺中感到山西繁峙縣的紳商各界到處撒下了羅網(wǎng)，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16年10月他逃到北京，仍然覺得時刻有人追蹤，經常流露出恐怖的神情和發(fā)出凄慘的喊叫。在封建衛(wèi)道者眼中，“狂人”不只是阮久蓀這類黑暗社會的被迫害者，而且包括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深為魯迅崇敬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由于好發(fā)議論，而且敢于毫無顧忌地褒貶人物，因而被貶的一群人就叫他做“章瘋子”。就連魯迅本人，后來竟有人造謠說他也發(fā)了瘋。于是，這些紛至沓來的人物和思想，像無數(shù)條光柱從四面八方射向魯迅的心中，而后匯集到人的解放問題這個聚光點上。為了掀翻封建統(tǒng)治階級擺設的人肉筵宴，魯迅運用“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的典型化手法，孕育了一個既有狂人病理特征又有反封建戰(zhàn)士精神本質的獨特形象。魯迅借助這個現(xiàn)實性與象征性互相滲透的雙重色彩的人物，對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進行了剔膚見骨的揭露。“
狂人”用他如炬的目光，透過峨冠博帶的封建史家在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的歷史，看到了字縫中隱藏著的
“吃人”二字。“狂人”還用黃鐘大呂般的聲音提出了“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憤怒警告，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戰(zhàn)斗號召。這篇題為《狂人日記》的小說，以其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別，為中國新文學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像號角一樣震醒了封建“鐵屋子”里沉睡的人們。繼《狂人日記》之后，魯迅接連又寫出了《孔乙己》、《藥》、《白光》等作品，為抨擊封建制度提供了一件件活生生的罪證。1923年，魯迅將這些小說集為《吶喊》一書公開出版。“吶喊”的意思，就是用文藝作品為時代前驅者助陣作戰(zhàn)。陳獨秀贊揚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地佩服。”李大釗也說：“魯迅先生是我們《新青年》中最謙虛、最熱忱的成員。我們見面不多，但他和我卻很能默契。”李大釗還要求他的子女一定要好好閱讀《吶喊》，因為“這是中國最好的一本小說”。
最早為魯迅贏得文壇聲譽的雖然是他的小說；而魯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證明了他具有純熟駕馭各類文體的卓越才能，但魯迅終生選擇的主要文學樣式卻是雜文。究其原因，無疑因為雜文是一種戰(zhàn)斗的文體，更加適合于魯迅的戰(zhàn)士本色和中國社會的迫切需求。魯迅將他作為哲人的睿智和作為詩人的激情全部融入到他的近千篇雜文當中。他既吸取了英國隨筆(Essay)型制簡短、綿里藏針、微而顯著、小而見大的特色，又借鑒了魏晉文章“清峻，通脫，華麗，壯大”的文風，特別是繼承了魏晉文章的“骨力”，使雜文這種文體成為了開展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利器，給封閉僵滯的舊中國注入了活力和生機。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肩負著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歷史重任，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文大多圍繞這一時代主題展開，尤其是他對封建禮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更為深刻犀利，具有內在系統(tǒng)性。
五四時期中國現(xiàn)實社會中民主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斗爭，反映在文學領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話文的激進派與維護文言文的守舊派的斗爭。在這場論爭中，魯迅“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也就是說，魯迅并沒有跟舊文學營壘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開正面交鋒，而只是集中火力對付那些“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的人物，如“學衡派”、“甲寅派”諸公。
“學衡派”以留美學生為骨干，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旗幟。與“孔教派”、“國粹派”的不同之處是，“學衡派”的學者主張引進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但在維護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維護舊文化中恒定的精神價值等方面，“學衡派”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穩(wěn)定的同盟軍，同樣是阻擋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頑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釗也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蘇報》，倡言革命，頗為人們稱道，但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他卻一變而為皖系軍閥的高級幕僚，并利用他擔任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的大權，鎮(zhèn)壓愛國運動，明令尊孔讀經，其危害更甚于“學衡派”。
在跟“學衡派”、“甲寅派”的論爭過程中，魯迅沒有跟對手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扭打，在一些名詞概念上兜圈，而主要憑借自己諳熟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勢，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zhàn)法，戳穿這批自炫淵博的舊文學的衛(wèi)道者“文且未亨，理將安托”。如他在《估〈學衡〉》一文中，只不過從該刊中隨手拾來若干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們的銖兩，讓這些跟國粹謬托知己的人窘態(tài)畢現(xiàn)。在《答KS君》、《再來一次》等文中，魯迅以實例證明章士釗亂用成語，錯解典故，文字龐雜，陋弱可哂，使他企圖從邏輯學、語言學、文化史的角度證明文言文優(yōu)越的圖謀徹底破產。由于“學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羅素而貶馬克思，而章士釗當時更是段祺瑞執(zhí)政府中的核心人物，這就使得魯迅跟他們論爭的意義超出了文學領域而帶有思想批判和政治斗爭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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