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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來華。在中國航海家遠航各國的同時，也有不少外國人來到中國。今天的泰國在元代分為兩個國家，北方為暹，南方為羅斛，后來到14世紀才統(tǒng)一為暹羅。南宋滅亡后，左丞相陳宜中先是渡海逃往占城，后來又輾轉(zhuǎn)來到暹國，終老于此。元人《刑統(tǒng)賦疏》記載了泰定二年（1325年）中國船商沈榮前往羅斛，卻被海賊強迫到暹國進行貿(mào)易的案件。由此可見，當時中泰海上交往是非常頻繁的。

元成宗統(tǒng)治時期，暹國國王敢木丁曾親自來華朝貢，成為中泰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敢木�。≧ama Khamheng）是暹國歷史上有名的王，他來華的歷史，見于元人貢師泰《四明慈濟碑》。據(jù)碑文記載，南宋泉州監(jiān)舶官員楊秀投降元朝后，曾奉命出使暹國，“以其主來朝”。在路上，他們遇到危險，“風猛濤怒，舟幾覆”，但最終還是抵達大都。敢木丁去世后，新王洛泰也曾在1299年來朝，受賜虎符、金縷衣等。

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塔（Ibn  Battuta）出生于摩洛哥丹吉爾。1332年，他離開家鄉(xiāng)，只身一人向東尋夢，開始了近三十年的旅游冒險生涯。1333年，伊本·白圖塔抵達印度德里，受到德里蘇丹的熱情款待。1342年，元順帝的使節(jié)抵達德里，伊本·白圖塔奉德里蘇丹之命，率使團陪同元朝使者回訪中國。

伊本·白圖塔在中國游歷了刺桐（泉州）、穗城（廣州）、行在（杭州）等地，在游記中，他提到了中國的銀錠和錢幣，政府專門負責倒換紙鈔的機構(gòu)，中國城市中的回回人聚居區(qū)，市舶司機構(gòu)對船舶出海，回港的檢驗制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伊本·白圖塔還提到了泉州回回人首領不魯罕丁與舍剌甫丁，而二人的名字都可以在元末吳鑒撰寫的《清凈寺記》中找到。

伊本·白圖塔的游記，是我們了解世紀上半葉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東方各國歷史文化的寶庫。

《真臘風土記》與《島夷志略》。真臘是中國古代對柬埔寨的稱呼。元人周達觀在元貞元年（1295年）曾奉命出使真臘，在當?shù)囟毫粢荒暧杏�，回國后撰寫了一部書，這就是著名的《真臘風土記》。

宋元時代，柬埔寨正處于吳哥王朝的鼎盛時期，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吳哥窟的建筑藝術遙想當時光輝燦爛的文化�！墩媾D風土記》根據(jù)作者親身經(jīng)歷，分四十余節(jié)，對吳哥王朝的典章制度、風土人情等做了較為全面的記錄。在當?shù)匚淖钟涊d稀缺的情況下，《真臘風土記》反倒成為今天我們了解吳哥王朝歷史的主要資料，備受重視。

與周達觀不同的是，《島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淵是一位民間航海家，從至順元年1330 年）起，他先后兩次隨商船游歷南海諸國�！秿u夷志略》則是汪大淵對兩次親身遠航經(jīng)歷的總結(jié)，全書總共涉及亞非歐三大洲二百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名，對遠至東非的各國山川、習俗、風景、物產(chǎn)等情況都有非常生動、可靠的記述，對后世影響很大。

明初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早年曾仔細研讀《島夷志略》，以后三次隨鄭和出使海外，將沿途所見與《島夷志略》相印證，并在景泰二年（1451年）寫成《瀛涯勝覽》一書。在序言中，他這樣寫道：“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予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千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后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當然，馬歡的書雖然比《島夷志略》敘事詳細，但所及地域之廣卻遠遜于后者。

元朝官修疆域圖志。蒙古人興起后，征服了大半個歐亞大陸，其中許多地方是此前中國人知之甚少的地區(qū)。

元貞元年（1295年），元朝政府開始著手編纂一部全面反映元朝遼闊疆域的總志——《大一統(tǒng)志》，同時準備編繪相應的地圖。這無疑需要在傳統(tǒng)漢地輿圖的基礎上，吸收當時高度發(fā)達的伊斯蘭世界的制圖技術與輿圖資料。當時在秘書監(jiān)任職的回回天文、地理學家札馬剌丁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

札馬剌丁在給世祖忽必烈的上奏中提出自己的設想，即將已經(jīng)征集上來的漢地圖籍四五十冊，與自己掌握的“回回圖子”，匯總在一起，編成元代的地圖總集。札馬剌丁的地圖總集沒有流傳下來，但至順元年（1330 年）元朝修成的《經(jīng)世大典》地圖顯然與此有關。

此外，《大德南海志》是元人陳大震撰寫的刊行于大德四年（1304年）的一部廣州地方志。

廣州，是古代中國南方的重要貿(mào)易口岸，元朝政府在此設立市舶司，專門負責進出口貨物的檢驗與征稅�！洞蟮履虾Ｖ尽吩瓡�二十卷雖大都失傳，但殘留下來的第六卷詳細開列了從海外諸國進口的貨物清單，及與當?shù)赝ㄉ痰暮Ｍ鈬�家和地名一百四十七個。據(jù)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廣州對外貿(mào)易的興盛狀況。

如果說宋代《嶺外代答》《諸蕃志》的記載還多取自傳聞的話，那么《大德南海志》則是元初廣州地區(qū)對外貿(mào)易的一份官方實錄，內(nèi)容比《嶺外代答》《諸蕃志》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是在元末蘇州人李澤民《聲教廣被圖》等的基礎上完成的，這份地圖形制龐大，較為明確地標明了今天的歐洲、非洲、中東和波斯灣等地區(qū)。其中地名雖然與《經(jīng)世大典》圖有很大出入，并非出自一源，但很顯然，地圖的西半部分也應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地理學知識，是東西方地理學融合交匯產(chǎn)生的結(jié)果。

元朝政府在組織人力編輯地圖的同時，還曾派人到福建沿海各地調(diào)查“海道回回文剌那麻”，所謂剌那麻，就是波斯語“行路指南”的意思�？磥恚�當時福建沿海聚居的從事海外貿(mào)易的回回人，一定掌握了不少阿拉伯世界的航海資料。明初鄭和下西洋，包括他本人在內(nèi)的船隊成員中有許多回回人，這決不是一種巧合。

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瓷器貿(mào)易為開端，其意義卻遠遠超出這些物品本身。千百年來，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發(fā)源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海上大動脈，各種文明通過這條大動脈相互接觸、碰撞、融合。它比陸上絲綢之路延續(xù)的時間更長，通往的地區(qū)更廣，成為推動世界文明進程的巨大力量。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證明，對外開放、對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越多，國家就越繁榮富強。甚至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構(gòu)建當今世界不以掠奪和控制為目的的真正意義的“全球化”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