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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因蘇聯(lián)解體而走上復仇之路。他們人數(shù)眾多，可在政治上屬于隱形人。直到20 世紀90年代，他們還在熱切地等待著復仇時刻的來臨，普京就是其中一員……我說的復仇，是指重新把俄羅斯建成一個大國，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生活在這樣一個大國中。

—克里姆林宮前任顧問 格列布· 帕夫洛夫斯基

擔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長期間，弗拉基米爾•普京竭力在公眾面前保持低調的形象。但與之相比，剛剛進入莫斯科的那幾年普京更為默默無聞。正如那句老生常談所說，1996年8月，普京初到莫斯科的時候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除了將他引薦至莫斯科的同事阿列克謝•庫德林外，普京算得上是舉目無親。然而僅僅過了三年，普京就被貼上了俄聯(lián)邦總統(tǒng)鮑里斯•葉利欽繼任者的標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登頂政治高峰，確實引人注目。一些評論員視之如謎，也有一些人不以為意�，斏�•葛森寫道：“普京到了莫斯科，就像被無形之手憑空提拔，他之所以得到委派也許是秘密警察的設計，抑或是天意。無論如何，事件背景都無關緊要。[1]”

普京能夠在仕途中一路高升，命運確實發(fā)揮了作用，但是真正扶持他的是一些藏身于幕后的人。弗拉基米爾•普京來到莫斯科，并不是受克格勃中秘密警察組成的西羅維基[1]或者其他權力部門委派，也沒有“奧澤羅”朋友圈的鄰居們相幫。20世紀90年代初期，克格勃派遣普京到圣彼得堡為阿納托利•索布恰克效力，而另外一個組織—葉利欽時代的自由經濟改革者們，將普京招募至莫斯科。盡管當時的普京還并不為人所知，這些改革者們卻已經對他有了全面的了解。他們并不是因為普京在圣彼得堡經濟領域表現(xiàn)出眾而選中他，而是看中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在德累斯頓以及圣彼得堡任職期間所習得的技巧。他們希望普京能夠代表自己將這些技巧應用到新興的市場經濟中去。[2]

1992年的食品丑聞是普京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點。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次事件標志著普京努力發(fā)展私有經濟的開端，盡管這一點始終存在爭議，但是它仍舊成為了普京進入莫斯科權力中心的跳板。這也相應地促成他在2000年擔任俄羅斯總統(tǒng)。食品丑聞之后，普京立即總結經驗教訓，回顧自己在克格勃的訓練和工作中學到的知識，確保自己不會在同樣地方再次跌倒。食品丑聞將他自由市場經濟主義者和情報人員兩種身份融合在了一起。

出身克格勃的普京將自己稱為政治家，這一點不足為奇�？烁癫�和其他一些專門維護俄羅斯國家安全、著力擴大俄羅斯國際影響的機構（包括內務部和國防部在內），被看作是俄羅斯國家機器和官僚體制的核心元素。這些人組成了眾所周知的“西羅維耶（意為權力機關）”。像普京一樣，事業(yè)生涯始于這些部門的俄羅斯人，被公認為屬于西羅維基。克格勃中的許多人都是忠誠的愛國者，他們絕對支持“復興強國”這一理念，與此同時他們又將自己連同所在的機構神圣化。他們甚至稱自己是幾個世紀以前的俄羅斯歷史人物的化身。[3]

2001年5月，與情報局關系密切的雜志《俄羅斯特種部隊》（Spetsnaz Rossii）采訪了原克格勃成員，這次采訪就是這些成員們神化自己的最佳證明。這次采訪對象是已經退休的克格勃長官尼古拉•列昂諾夫（Nikolai Leonov），他曾是克格勃第一總局的領軍人物，負責北美和南美的行動。[4]采訪中，主持人問到了他對“20世紀70年代進入克格勃的年輕一代”全部進入政府高層的看法。這些年輕一代中除了弗拉基米爾•普京外，還包括謝爾蓋•伊萬諾夫（Sergei Ivanov）（他于2001年擔任俄羅斯安理會的秘書，此后還當過國防部長和副總理，現(xiàn)在是總統(tǒng)行政部門的參謀長）、維克托•切爾克索夫（Viktor Cherkesov）（前圣彼得堡克格勃指揮部的部長，后擔任俄羅斯聯(lián)邦安全局的副指揮官，2001年擔任俄羅斯西北聯(lián)邦區(qū)的外交官）、尼古拉•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1999－2008年年間，擔任俄羅斯聯(lián)邦安全局的指揮官，后來擔任俄羅斯聯(lián)邦安全會議秘書）。面對這樣的問題，列昂諾夫回答道：

如今我們迫切需要這些強有力的、求真務實的政治家們。他們掌控著有用的情報……與此同時，他們也是忠誠的愛國者并且絕對支持擁有百年歷史的祖國走向復興。歷史選擇了他們，讓他們用實際行動重塑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世界必須平衡發(fā)展，如果俄羅斯不能崛起，那么，地緣政治將會陷入混亂……克格勃官員是什么？首先，他們是國家的公仆……他們身經百戰(zhàn)，忠于國家，并且擁有堅強的意志—你到哪里去找這些骨干呢？……能讓國家秩序井然的人，只能是國家公民。

弗拉基米爾•普京在那群克格勃人員中，并無特別之處，同樣是國家的仆人。他所提出的關于國家和（從屬于它的）社會的想法，來源于那種長期存在的俄羅斯傳統(tǒng)政治思想。20世紀90年代，振興國家的想法風靡全國，同一時期，普京提出的想法，在那些自認為屬于俄羅斯高層的人中盛行開來。而且，普京在上任初期，也就是“千年致辭”中，開門見山地提出了這些觀點。

普京在“千年致辭”中提到“社會希望重塑俄羅斯在世界上的領導者和協(xié)調者的角色”，可這里的“社會”并不是指整個俄羅斯社會，或者所有俄羅斯民眾。普京在此指的是，政治和社交方面的活躍分子，或者說對國家結構和功能有著既定興趣的人民。換言之，就是指那些在普京當職期間，與之關系密切的俄羅斯社會精英，例如之前在俄羅斯權力部門任職、直接為國家工作的那群人�？死锬妨謱m前任顧問兼政治戰(zhàn)略家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在2012年《衛(wèi)報》的采訪中總結如下：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因蘇聯(lián)解體而走上復仇之路。他們人數(shù)眾多，可在政治上屬于隱形人。普京就是這群人中的一員，我也是其中一員……我的家人和朋友們都不能接受現(xiàn)狀……像他們這樣身居高層的人，有成百上千個。他們不喜歡1991年的國家運行方式。畢竟，人們對于自由的看法各不相同。直到20世紀90年代，還有一些人熱切地等待著復仇時刻的來臨，普京就是其中一員……我說的復仇，是指重新把俄羅斯建成一個大國，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生活在這樣一個大國中。當然，我并不是說要把俄羅斯建成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而是要使它成為一個受到世界尊重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就不可能受到尊重。[5]

對于俄羅斯人來講，所謂的“精英”，有著獨特的涵義，它與美國和歐洲對精英的看法大相徑庭。19世紀開始，“精英”在俄羅斯政治中舉足輕重的看法就逐漸興起。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漸漸變成了俄羅斯人眼中的“知識分子”。19世紀90年代改革運動初期，那些接受過教育的俄羅斯人就自稱為“知識分子”。[6]他們認為自己是唯一真正致力于提高公共福利的群體。在他們看來，自己是俄羅斯國內反對沙皇專制經濟政治體制的社會代表。[7]在某些方面，他們也認為自己是中央集權論者，不同的是，他們認為應當自下而上開始改革國家及其機構，而不是從高層開始。[8]

尤里•安德羅波夫領導下的克格勃以“與人合作”為宗旨。對安德羅波夫來說，克格勃面臨的關鍵問題在于：是直接打壓、監(jiān)禁或抹殺他們的目標人物，還是改變他們的觀念使他們成為克格勃的一員？第一種方法簡單粗暴，要做到這一點十分容易。但與此同時，安德羅波夫及其同僚們也認為這是一種鼠目寸光的做法。第二種方法潛在回報巨大，但這卻是一個極為艱難的任務，它需要嫻熟的技巧、周密的計劃、足夠的耐心，還有更重要的一點—足以左右他人的影響力。2003年，普京為執(zhí)法部門的年輕官員們開會時曾經這樣說道：“世界上最復雜的工作莫過于跟人打交道。”[10]

接管克格勃不久，安德羅波夫就宣布了一項組建新部門的計劃，該部門被命名為“打擊顛覆活動指揮部”，即克格勃第五局。第五局奠定了20世紀70年代克格勃的基調，此時進入克格勃的普京深深地感受到了安德羅波夫的管理風格。[11]他甚至有可能在第五局擔任過某個職位。該部門的領導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1995年出版的回憶錄《克格勃和政權》中詳細闡述了組建該部門的背景。[12]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蘇聯(lián)體制進入空前的自由狀態(tài)。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尤其是1956年赫魯曉夫發(fā)表了著名的“秘密演說”，揭露斯大林時期的種種罪行之后，克格勃的工作進入了一個不同以往的處境。單純地鎮(zhèn)壓只會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安德羅波夫接管克格勃的時候，蘇聯(lián)全國爆發(fā)了很多自發(fā)的游行，抗議這種體制的壓迫和衰敗。安德羅波夫是1956年暴動時期蘇聯(lián)赴匈牙利的外交大使，所以他很明白事情能夠鬧多大，以及一旦抗議擴大化，就會更難阻止。

安德羅波夫“積極與人合作”的方法備受考驗。博布科夫講述了一個1969年發(fā)生在西伯利亞阿爾泰邊疆的魯布措夫斯克市的事情。一個貨車司機因酒駕而被監(jiān)禁，證據(jù)確鑿，但卻在拘留期間死亡了�；�本上整個鎮(zhèn)的居民都在抗議他的死亡。一個來自克格勃第五局的上校I.T.津帕克迅速被派往魯布措夫斯克市處理此事。津帕克到達魯布措夫斯克市的時候，城市主廣場上已經聚集了一萬多人，甚至還有人在煽動民眾情緒。津帕克上校直接走到了人群中央，表明他受安德羅波夫指派，來傾聽并傳遞他們的怨言。因此，他成功地使民眾冷靜了下來。博布科夫寫道：“你也許會問，這（也就是傾聽和處理民眾的怨言）是否真的是克格勃的工作之一？不，并不是。但是所有人都這樣做�！彼�還寫道：“無論什么地方發(fā)生抗議事件，安德羅波夫都建議我們采取小心謹慎且靈活多變的方法。有很多人呼吁采用強制鎮(zhèn)壓手段，但是安德羅波夫卻不允許部下采取冒險的方法，也限制他們采用極端手段�！盵13]魯布措夫斯克市事件與普京在2009年介入圣彼得堡皮卡廖沃(Pikalyovo)鎮(zhèn)的工廠相似，當時普京親自出面安撫民眾的情緒，并迅速平息了事態(tài)。

安德羅波夫更根本的要求是，除了大批民眾，對待重要任務一定要先發(fā)制人。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工程師和白領人士也很重要。博布科夫寫道：“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后斯大林時代，蘇聯(lián)需要的是與人民進行廣泛的交流�！盵14]當時，安德羅波夫領導下的“新”克格勃以及克格勃第五局不僅引起了機構內其他強硬派的不滿，同時也違背了執(zhí)政黨的統(tǒng)治理念。博布科夫說，在封殺一些作者（著名的移民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問題上，一向以開明自稱的克格勃第五局與黨派領導意見不合。安德羅波夫準備將這個問題匯報給蘇聯(lián)政治局，但是被告知這并不隸屬于克格勃的管理范圍。博布科夫寫道：“我們很清楚，遲早需要處理這些問題，因為封殺得越厲害，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就會越尖銳。毫無疑問，終將會有人違反法律，所以，我們不可避免地要牽涉其中�！盵15]

在此書中，博布科夫講述了一個他自認為非常成功的先發(fā)制人的例子。當時的異派歷史學家羅伊•梅德韋杰夫（Roy Medvedev）在西方反共的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盡管他早已被共產黨逐出家門，克格勃官員也曾警告過他過度批評國家體制將產生嚴重后果，但這都沒起作用。梅德韋杰夫開始抨擊蘇聯(lián)領導人以及共產黨總秘書長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時候，共產黨命令克格勃處理此事。于是克格勃展開了秘密行動，安德羅波夫出于個人意愿暗中保護羅伊•梅德韋杰夫，借機與勃列日涅夫對抗，以獲得相應的權力。所以博布科夫別無他法，只能親力親為。他只身拜訪梅德韋杰夫，一邊喝茶一邊和這位異見人士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談話。

（在那次談話的過程中）我同時看到了對方在邏輯上所暴露出來的劣勢和優(yōu)勢。我明白他的哪些觀點是正確的，哪些觀點是錯誤的。對于我來說，了解這一點很有必要。我很欣慰這次會見頗具成效—梅德韋杰夫不再與 （西方）反共出版商合作，他也不再出版《政治日記》。此后，梅德韋杰夫只與共產黨新聞媒體打交道，并開始明顯向社會主義框架中的多元化傾斜。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梅德韋杰夫開始與西方共產黨人進行合作�，F(xiàn)在，我們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影響他，防止他發(fā)表反共的言論。[16]

博布科夫寫道，梅德韋杰夫一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說明了能夠“與人合作，并將他們的潛能運用到思想工作中”是多么重要。[17]在博布科夫看來，他與羅伊•梅德韋杰夫之間的交涉是安德羅波夫領導下克格勃典型的“開明”秘密服務方法。從理論上講，克格勃的目標是通過一對一的交流來說服某個人對事業(yè)奉獻忠誠。在實踐中，要是沒有高壓政治或其他一些嚴重后果作支撐，這種勸說方式永遠也不會行得通。高壓政治的實現(xiàn)總體來說不是那么盡如人意—例如普京和祖布科夫（Zubkov）在圣彼得堡的金融信息庫，以及俄羅斯的金融監(jiān)測局，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保存有破壞性的信息。

對克格勃的情報人員來說，理想招募結果基本上就是達成一個互利互惠的交易。這種交易靠巨大的威脅做支撐，一旦違背協(xié)議，后果將不堪設想。但是情報人員必須保證這種威脅行之有效。如果目標轉而尋求他人的庇護，交易就無法正常進行。在克格勃職業(yè)生涯的某個時期內，普京很可能也參與了雙重間諜的招募，這又增加了形勢的復雜性。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成為雙重間諜的人往往不會支持招募者的事業(yè)，甚至會對這種事情表現(xiàn)出無所謂或者反對的態(tài)度。如果普京曾經做過雙面間諜，可能性最大的就是1985－1990年在東德進行“光線行動”期間。[18]招募和管理雙重間諜這一任務要比普通情報人員的工作更為艱難。這項任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細致入微的觀察力，同時也需要更強有力的威脅、更冷酷的作風。[19]

在2000年的一次采訪中，俄羅斯烏拉爾彼爾姆州副州長瓦列里•亞歷山德羅維奇•休金（Valery Alexandrovich Shchukin）談到自己在克格勃的職業(yè)生涯，強調說克格勃的工作是“政治家的附加”。

休金比普京年長幾歲，也是一名克格勃特工。和普京一樣，休金被安德羅波夫招募進了克格勃。他和普京幾乎在同一時期就讀于克格勃學院。在彼爾姆當?shù)氐膱蠹垺都t星（Zvezda）》中，休金解釋了安德羅波夫是如何招募克格勃特工的：

我之前的職業(yè)和教育經歷并不符合克格勃特工的要求。但我的弟弟已經在克格勃任職多年，因此，他們嚴格地審查了我的申請書。畢竟不只是煉金術師和礦工需要家人共同工作。重要的是，在安德羅波夫時期一切皆有可能。我們甚至將另一個黨派—共青團（Komsomol）‘招募’進了克格勃。而這次招募只需要保證不凌駕在黨派之上即可。這就是為什么有十多個共青團積極分子和我同時在克格勃高等學校就讀的原因。[20]

休金說，1996年他仍然在克格勃服役，這時他接到擔任彼爾姆州副州長的任命。這項任命不是克格勃的安排，而是州長本人的命令。于是上級將他調至克格勃“預備役”，一年之后休金才辭去預備役的職務。報社記者問休金“現(xiàn)役預備役軍官”一職意味著什么，并提到“普京在圣彼得堡市長辦公室工作時也在克格勃擔任此職位”。休金回答說：“這就是說，盡管克格勃不再為這個人支付工資，但是他仍然隸屬于克格勃。他有權了解進程信息，能夠晉升，有義務執(zhí)行總部指派的任務，但是不能在公開場合向上級匯報工作�！盵21]

采訪者認為這樣的安排似乎把預備役軍官當作“滲透者”了。休金雖然覺得這種說法“有點露骨”，但承認其中涉及很多法律和道德問題。普京并未因同期身兼圣彼得堡的間諜和副市長的雙重職位而表現(xiàn)出任何的不適應。[22]事實上，同休金的態(tài)度一樣，普京一再強調情報工作對其一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正是這種經歷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好了鋪墊。2000年12月，休金接受彼爾姆州報社采訪的短短幾個月后，加拿大CBC和CTV頻道、加拿大環(huán)球郵報，以及俄羅斯的RTR電視頻道的記者就該話題采訪普京，當被問及他之前在克格勃從事情報人員時是否會覺得很“煩躁”，普京在回答時提到了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

你為什么會認為我很煩躁呢？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也許在這里回憶我與基辛格先生的第一次會面不太合適。我很尊重基辛格先生，當我告訴他，我的職業(yè)生涯是從情報人員開始的時候，他停頓了一下，然后說：“成大事之人都由情報工作開始職業(yè)生涯。我也一樣。”我很慚愧，在這之前我從沒聽說過這回事。但是那有什么？我知道其他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甚至美國總統(tǒng)，都曾從事過情報工作。我為我的國家服務，忠誠守信，沒有什么可懺悔的。而且我必須強調，我從來沒有違反過其他國家的法律，盡管這聽起來可能很奇怪。這是一個專業(yè)性很強的工作，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樂趣。[23]

鑒定、招募和管理間諜的過程是建立在一對一的親密關系基礎上的。但是，作為俄羅斯總統(tǒng)，弗拉基米爾•普京不得不將情報人員的技能應用于整個國家，以確保所有俄羅斯人都積極投身于為國家服務這一事業(yè)中去。如何實現(xiàn)呢？普京不會逐個篩選每個俄羅斯人。作為整個國家的情報人員，普京需要的是一些得心應手的工具。這其中，歷史就是普京手中一個有力的武器。

利用歷史及公共關系，普京不再是管理個人的情報人員，而是轉變?yōu)檎心继厥馊后w為國家服務的俄羅斯總統(tǒng)。自1999年12月發(fā)表“千年致辭”之后，普京發(fā)表的各種演講以及書面文件中都可以看出，他已經開始篩選，究竟哪些是忠于國家的人，而哪些人將會永遠被排除在俄羅斯的歷史之外。這些反對群體會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了“他們”—外族人，而不是“我們”。普京無所不能的各種形象—自行車手、戶外運動者、消防員，以及他在工廠車間與工人們會面的活動使俄羅斯各群體和社會階層都敞開胸懷接納普京，為普京提供政治上的支持。  

[1]譯者注：“西羅維基”意為“強力集團”，指的是忠于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的一個政治團體，其核心成員是前克格勃特工、目前的安全機構官員、司法部門和軍方官員。這個集團成員性質單一、非常團結，并且對普京高度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