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節(jié)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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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悶熱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動不動,那汗還是不住地從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涼風驟襲,仿佛一場雷雨要從天而降。然而,俄頃風定云滯,一點雨也未落下來,顯得益發(fā)熱不可耐。
這些天,薛文淑上樓、下樓,常見到餐廳里坐滿了人。餐廳的上半截為木條網格,所以上下樓梯時總能看到餐廳里的情形。只是李書城關照過不要管漢俊的事,所以她從不過問。
夜幕降臨之后,餐廳里又聚集了許多人。
馬林來了,尼科爾斯基也來了。
只是周佛海沒有來,據說他突然大吐大瀉,出不了門,只好獨自躺在博文女校樓上的紅漆地板上。
晚上8時多,代表們剛在那張大餐桌四周坐定,馬林正準備講話。這時,從那扇虛掩的后門,忽地一個面孔陌生、穿灰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餐廳,朝屋里環(huán)視了一周。
李漢俊發(fā)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
“我找社聯的王主席!蹦侨穗S口答道。
“這兒哪有社聯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漢俊頗為詫異。
“對不起,找錯了地方!蹦侨艘贿吂斯,一邊匆匆朝后退出。
馬林的雙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語詢問李漢俊剛才是怎么回事,李漢俊當即用英語作了簡要的答復。
砰的一聲,馬林用手掌猛擊大餐桌,當機立斷:“一定是包打聽!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迅速離開!”
代表們一聽,馬上站了起來,李漢俊領著大家分別從前門走出李公館。平日,李公館的前門是緊閉的,這時悄然打開……
那個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誰?這曾是一個歷史之謎。
包惠僧回憶那個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長褂”;
李達說是“不速之客”;
張國燾說是“陌生人”;
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
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
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
這便是留存在當時目擊者們腦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沒有更詳盡的文字記錄了。
筆者在寫作本書時,偶然從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訪。
薛耕莘先生在介紹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時,談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憶了這樁重要史實……
據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個不速之客是時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長、中國科科長程子卿。
程子卿,字則周,江蘇丹徒(今鎮(zhèn)江市)人,生于1885年,曾在鎮(zhèn)江南門越城內何益順米店當學徒,讀過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經常兩臂挾兩個袋包,練就了過人的臂力,這正是巡捕捕人時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雖不會講法語,但因臂力過人,于1911年進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黃金榮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華人探長(后為督察長),程子卿被黃金榮看中,從巡捕升為探目以至探長,并曾經在上海鈞培里黃金榮家長住。
從薛耕莘先生出示他當年穿警服時與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體確實相當壯實。
薛耕莘先生說,程子卿在20世紀30年代末曾與他談及前往李公館偵查中國共產黨“一大”之事(當時只知一個外國“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會議,不知是中國共產黨“一大”)。薛耕莘有個習慣,常把重要見聞記于自己的筆記本。當時,他曾記錄了程子卿的談話內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獄,他的筆記本被收繳。倘從檔案部門尋覓,當可查到那個筆記本,查到當年他筆錄的原文,F在他雖已不能回憶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說首先闖入李公館這一事,他記得很清楚。
后來經許洪新先生查證,薛耕莘先生解放后在內蒙古自治區(qū)烏拉特前旗一所勞改農場服刑時,曾于1968年6月1日親筆寫過一份關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還蓋有他的指紋和農場軍管小組的印章。該材料的第四條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時,由向法當局報告,后由他車法帝當局命令,禁止中共開成立大會(地址在上海薩坡賽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興開的。
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對程子卿闖入中共“一大”會場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貝勒路誤記為薩坡賽路。盡管薛耕莘這一交代內容重要,可是在“文革”歲月,在內蒙古的勞改農場,沒有誰會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間,與蔣介石有過交往,但也與宋慶齡有著聯系,做過一些有益的事。這樣,解放后經宋慶齡說明有關情況,程子卿未曾入獄,在家賦閑,依靠房租收入維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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