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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wǎng)上讀到一篇《理直氣壯講政治改革，沒啥可怕》的報道，介紹十八大代表、中央黨校副校長陳寶生做客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網(wǎng)時對政改的看法，著重于黨員干部教育培訓、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主、黨建質量等問題。前不久，《人民日報》也發(fā)表了《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文章。政改似乎已經(jīng)開始成為一個受到重視的問題。

政治改革的意義當然不全在于遏制和防止權力的腐敗、提高執(zhí)政黨的信譽和政府權力的正當性，也不是單純?yōu)榱思訌娀蜢柟桃粋�政權。政改的意義更在于，要為整個國家提供一種“好生活”和“好社會”的更好的制度保證。從根本上說，政治改革應該是政體改革的一部分。政體包括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方面：政體的制度和政體的公民文化，制度與公民文化的一致使政體的治理形式與政體對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間產(chǎn)生一種密不可分的關系。

政體不僅是政治的制度，而且更是與這種制度相聯(lián)系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這樣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體現(xiàn)、維持、再生一種可以稱作為“國民性”和“好生活”的特征。國民性是具有普遍相似性的價值觀、公民素質、稟性、道德準則、行為規(guī)范。政體的制度與國民性，這二者的必然聯(lián)系使得“治理”與“教育”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了一起。一個好的政體造就普遍優(yōu)秀的公民群體，而一個不好的政體則是國民道德淪喪的主要原因。

政體決定“好生活”的實質內容，因此，不改變生活的理念與內容，便不能說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改。“文革”后撥亂反正的政改就曾經(jīng)對中國人的好生活理念發(fā)生過積極的影響�！拔母铩睍r期的政體曾經(jīng)有它自己的所謂“好生活”教育，當時，“斗私批修觸及靈魂”、“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強制性的“上山下鄉(xiāng)”、“接受工農兵再教育”，這些都曾經(jīng)是實現(xiàn)“好生活”的途徑和手段，也都教育人們什么是好的生活。然而，這種強制的好生活充滿了欺騙、權術、暴力和恐怖，它給無數(shù)的人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深重的苦難。

我們拒絕“文革”政體的好生活教育，并不僅僅是因為這樣的“好生活”讓無數(shù)人吃盡了苦頭，使得他們個人的生活很不幸福，而且還因為，這樣的“好生活”是以威權和強制的方式強加于人們的。就算主掌至高權力的是一位真正的賢者，他難道就可以為所欲為，合理合法地安頓我們所有人的靈魂，強制安排我們每一個人的好生活嗎？這種威權主義的“好生活”是一種國家主義的好生活，它所強調的共同的善和個人的善都是以反個人為中心坐標的。

我們今天期待政體改革，就其對社會和人民的教育作用而言，應該期待它幫助形成一種以人為本的公民觀念。它應該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個人觀念和公民權利之上。它的中心是人，因此具有民主政治的特征。它從每個人的自由、理性、尊嚴出發(fā)，把共同的善和個人的善都看得非常重要，但是，它反對以一種善來宰制另一種善。

這樣的好生活，它所追求的幸福不等于個人感覺的快樂不快樂，它必須包含群體共同認可的基本核心價值。生活在不良政體中的人們往往對幸福不能形成正確的觀念，這并不是說他們不能感覺到某種快樂，而是說他們的幸福觀會被極度扭曲。人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通過追求和優(yōu)化價值和人生意義來實現(xiàn)自己的幸福生活，脫離了價值，便無“幸�！被颉昂谩笨裳�。真正的政治改革會幫助人們發(fā)現(xiàn)，他們以前感覺到的幸�；蚝蒙�活原來是不夠的，甚至是起源于扭曲的價值觀的錯誤觀念。

倫理學家凡•維克（Robert Van Wyk）說：“一個好生活必須至少包含兩個部分，幸福以及不要在尋找幸福中上當受騙�！比嗽绞侨菀资茯_上當，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如果政改能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方向，讓人民知道，政改不只是為了一個政黨保住它的統(tǒng)治權力，而是為了全體中國人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開創(chuàng)一個以正義為幸福目標的政治體制，政改不僅有利于一個政權，也同樣要幫助民眾變得聰明起來，更明白如何當好國家的主人，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共同幸福和好生活。這樣的政改，那才能真正做到公義當先、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