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節(jié) 天空中瀝血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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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王開林
讓·雅克·盧梭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他的筆鋒比外科醫(yī)生的手術(shù)刀還要鋒利，當時西方社會中絕大多數(shù)的負面現(xiàn)象都遭到了他的猛烈抨擊，他把應該得罪的人和不必得罪的人全都開罪了，卻獨獨放過了一個重要的項目——男女不平等。在教育小說《愛彌兒》中，盧梭針對女性教育所發(fā)表的那些看法實在是卑之無甚高論，這說明了什么？身為男人，根深蒂固的優(yōu)越感偶爾也會遮蔽他的真知灼見，使“自然的不平等”凌駕于自然的平等之上。盧梭說：“男人和女人為對方而存在，然而他們的相互依賴性是不平等的。沒有女人男人依然存在，沒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問題。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覺而活，依靠男人對她們的獎賞而活，依靠男人對她們的吸引力、對她們的美德所設(shè)定的價值而活。女人一生的教育都應該依照與男人的對應關(guān)系而計劃，女人要取悅男人，要貢獻給男人，要贏得男人的愛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顧男人，要安慰、勸導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悅�！迸园凑掌鋫�人意愿謀求事業(yè)發(fā)展的自主權(quán)和實現(xiàn)人格完整的獨立性，竟全然不在這位大思想家的考慮之列，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疏漏和遺憾。難怪在《懺悔錄》中，盧梭認為最好的女人應屬華倫夫人那種類型，具備繁茂的母性氣質(zhì)和十足的犧牲精神，其天職別無其他，只在于專心專意使男人在靈與欲兩方面得到快樂和滿足，她一身而二任，既是盧梭的“母親”，又是他的情人。
在漫長的黑鐵時代，中國女性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她們被剝奪了多項不可讓渡的人生權(quán)利，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項就是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中國古代官學中的最高學府——太學和國子監(jiān)中固然沒有女性的位置，就是民間私學（以家塾為基礎(chǔ)）也極少接收女生。兄弟天天上學堂去讀圣賢書，享受表揚或忍受體罰（通常是用戒尺打手板和屁股），姐妹則在閨閣之中刺繡花鳥蟲魚，及至成年出嫁，仍舊目不識丁的，絕非少數(shù)。在中國古代，也有一些才女，她們多半出身于書香門第，受益于家學淵源和父兄的開明態(tài)度，肯讓她們時不時放下女紅，接觸詞翰，如班昭的父兄是東漢史學家班彪和班固，蔡文姬的父親是東漢書法家、學問家蔡邕，左芬的哥哥是西晉文學家左思，謝道韞的叔父是東晉政治家、詩人謝安，鮑令暉的哥哥是南朝詩人鮑照，薛濤的父親是唐代詩人薛勛，李清照的父親是宋代學問家李格非……在整個女性群體中，這樣的才女畢竟是鳳毛麟角，大量天賦極佳的女子由于從小失學而淪為凡庸。
據(jù)可考的歷史文獻記載，早在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會”的阿爾德賽女士即在寧波開設(shè)女子學塾，揭開了歐美教會在中國開辦女校的序幕。真可謂萬事開頭難，西方教會在上海設(shè)立的中西女塾首次招生，竟只有區(qū)區(qū)五名少女得到家長同意，去大膽地吃洋“螃蟹”。當年，女子毅然走出閨閣去教會學校就讀，堪稱壯舉。
1894年，大清帝國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一敗涂地，此后，興辦女學就被維新派提到了“強國保種”的高度。梁啟超警示國人道：“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yè)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焙暇S新派人士的首席代表譚嗣同主張“興女學以課婦職”，他還指明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女子學堂功課當從方言、算學入手”，“醫(yī)學一門，于女子最相宜”。譚嗣同支持妻子李閏出任中國女學倡辦董事，他親自起草《湖南不纏足會嫁娶章程》，在第十條中指出：“凡人莫不愿其女之賢，則女學萬不可不講。己即無女，亦莫不愿其婦之賢，則應出資隨地倡立女學塾……助人之女為學，安知非即助己之婦為學。蓋必女學昌明，而后婚姻之本正矣。”他還提出了“凡子女八歲不讀書，罪其父母，一家不讀書，五家皆坐罪”的監(jiān)督管理辦法。經(jīng)梁啟超、汪康年等維新派人士和嚴信厚、鄭觀應等上海紳商的大力倡導，1897年6月，中國民間自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在上海正式開學。女學堂的辦學宗旨是：“啟其智慧，養(yǎng)其德性，健其身體，以造就其將來為賢母為賢婦之始基�！闭n程設(shè)置為中學、西學相結(jié)合，既有儒學課程，又有西文、工藝、音樂、醫(yī)學、繪畫、家政等課目，注重婦女的職業(yè)訓練。維新派興辦女學的初衷原是培養(yǎng)“賢母賢婦”，可是那些新式的知識女性并沒有受此局囿，她們并不樂意按照設(shè)計者的愿望走一條美好的“回歸之路”，更想直接走向社會，成為改造中國的生力軍。
中國最早出洋求學的女子是江西的康愛德和湖北的石美玉，早在1892年，她們就留學美國。由于當時的社會仍歧視女子，這些女留學生的職業(yè)志趣受到很大的限制�？祼鄣隆⑹烙襁x擇學醫(yī)，以圖將來懸壺濟世，就頗有些無奈，她們意味深長地說：“古稱‘不為良相，愿為良醫(yī)’。我輩不幸作女子身，無從展布經(jīng)猷，副霖雨蒼生之望，盍相與潛心醫(yī)學，以倉公術(shù)活斯民乎？”梁啟超曾在《變法通議·女學》中盛贊康愛德、石美玉二人學業(yè)、品德優(yōu)秀，“雖西域耆宿，猶歆羨之”。
1904年，青年志士朱劍凡從日本留學歸來，決心以教育救國。他認為要啟迪民智，就不能將數(shù)以億計的婦女排除在學堂之外。“劍凡由日本返國，慨念女子沉淪黑暗，非教習無以拔置高明，遂辟舍之西隅，設(shè)學校曰‘周氏家塾’�！敝靹Ψ哺挥匈Y財，他利用宏大宅院（蛻園）開辦女校，決意從教育入手提高女權(quán)，為此他踏破鐵鞋，挨家挨戶勸導女子上學。1907年，朱劍凡將周氏家塾易名為周南女學堂。辦學方針是“誠樸、健美、篤學、奮進”。校訓有三：一、自治心（節(jié)制整潔）；二、公共心（博愛忠恕）；三、進取心（勤勉耐勞）。所設(shè)課目為裁剪、縫紉、體育、音樂各科。朱劍凡夫婦毀家興學，先后變賣田產(chǎn)、珠寶、首飾支付辦學經(jīng)費多達十一萬銀元。1916年，學校定名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學”，它是湖南省內(nèi)第一所正規(guī)的女子中學。當時，周南女校成為湖南青年女子最為心儀的樂土和凈土，早期的女革命家向警予、蔡暢、楊開慧和女作家丁玲、朱仲麗（朱劍凡的女兒）都是從這所學校畢業(yè)的高材生。
1919年5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收到一封特殊的來信，甘肅女青年鄧春蘭請求入讀北大哲學系。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為辦學宗旨，北大已成為全國文化思想最活躍的地方，招收女大學生這種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倘若蔡元培不敢做，那誰還敢做呢？1920年2月，鄧春蘭等八名女生考入北大，她們的合影被刊登在當時的《婦女雜志》上，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女生都裹著小腳，有評論者稱贊她們是“被解放的女普羅米修斯”。
1919年5月11日，五四健將羅家倫在《晨報》上發(fā)表《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一文，他認為，中國文明不承認女子有人格，只能算是“半身不遂的文明”，而只給女子飯吃和屋住，不給她們受教育的權(quán)利，也不是人道主義，而是“豬道主義”。羅家倫有三點主張，“第一，為增高女子知識起見，大學不能不為女子開放”，“第二，為增高女子地位起見，大學不能不為女子開放”，“第三，為增高自由結(jié)婚的程度起見，大學不能不為女子開放”，他將女子上大學視為“人道主義的第一聲”。九年后，正是由羅家倫拍板，清華大學實現(xiàn)了男女同校，女生入住古色古香的古月堂，垂花門下，風景這邊獨好。
1922年11月16日，梁啟超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人權(quán)與女權(quán)》一文，贊成女子爭取基本人權(quán)，但他看得第一重要的是女子受教育的權(quán)利，而不是參政權(quán)。他寫道：“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yè)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quán)的人，集中于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边@話沒錯，只有當女子的智識程度提高到相應程度，其他的一切才有可能快速跟進。
1928年，吳貽芳博士主掌金陵女子大學，這所教會大學的傳統(tǒng)是只收未婚青年女子。小說家曾樸（《孽�；ā返淖髡撸┑溺勖迷久C已三十五歲，且膝下?lián)嵊幸粌阂慌�，她寫信給吳貽芳校長，請求入讀金陵女大，吳貽芳順應潮流，靈活辦學，破例錄取了曾季肅。
五四時期，妙齡女子渴望變?yōu)槌缮愕男屡�，因此她們急于脫離目不識丁的文盲隊伍，出門求學的愿望愈燎愈熾。天津歌女王玉蓉賣藝之余，仍去京華中學讀書。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孜孜好學的女子到頭來卻落了個被學校開除學籍的命運，緣由是她在群芳閣舉辦的歌后評選中榮獲桂冠，從此一炮走紅。道貌岸然的校長內(nèi)心陰暗，居然將歌女視同娼妓，一口咬定她敗壞校風，誤入歧途，開除她是為了“以儆效尤”。
佛家說：“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滅萬年愚。”民國時期，中華女性竭力爭取理應天然享有、事實上卻被殘酷剝奪達數(shù)千年之久的讀書就學的權(quán)利，這就激變而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契機，她們憑仗手中緊握的現(xiàn)代思想的密鑰和火炬，逃出異性天敵專門為她們筑造的“永夜之窟”。她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去光復各項久已喪失的天賦人權(quán)，開辟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男女平等的嶄新格局�？梢赃@么說，從女學生踴躍參與社會活動的那一刻開始，各種危險就如同希臘神話中不眠的百眼怪獸阿耳戈斯一樣日夜窺伺她們的動向，追躡她們的芳蹤，有時后果會極其慘痛。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有一句毒舌話始自巴黎，迅速傳遍世界，這句話是“中國不值二毛五”，它公然侮辱了全體中國人的尊嚴。北京私立協(xié)和女子大學學生會會長李德全具有異常強烈的愛國心，聞之怒不可遏，她立刻聯(lián)合其他同學將抗議書“中國不值二毛五，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人值0.0000000005”攤放在美籍校長的書桌上，抗議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極端歧視。她這樣做，美籍校長表示完全理解，在民主國家，此舉合理合法，并未出格，但在當時的中國，李德全的舉動已經(jīng)算得上驚世駭俗。
五四運動時，女學生已經(jīng)走上街頭，參與募捐和宣傳活動，冰心在《回憶五四》一文中對此有活靈活現(xiàn)的描寫：
學生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到有什么緊急消息，就紛紛丟下書本，涌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nèi)宄扇旱負]舞著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著懷疑而又熱情的臉，講著人民必須一致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的賣國行為的大道理。我們也三三兩兩抱著大撲滿，在大風揚塵之中荒漠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洋車，請求大家捐助幾個銅子，幫我們救援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學生。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于被捕學生的審問，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著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
身為國民，就要有愛國的責任心，在當時，女生并不輸給男生。
1919年6月4日下午，北京十五所女校的學生走出校園，頂著狂風，前往總統(tǒng)府請愿。參與者呂云章描述道：“女師師范部學生一律是淡灰裙、淡灰上衣，專修科學生則是藍布褂、黑裙子，后頭一律都梳一個髻；附中的學生也是淡灰裙、淡灰制服，頭上則是左右一邊梳一個小髻。隊伍從下午一時后陸續(xù)出發(fā)，到總統(tǒng)府前變換隊形排列站立，等代表們向軍警交涉……好幾個鐘頭之久，沒有一個人坐下休息。”她說的“代表”有四人，錢中慧、吳學恒、陶斌、趙翠蘭，她們進入總統(tǒng)府，將請愿書交給總統(tǒng)秘書，請他轉(zhuǎn)達。請愿書的要點是：“一、大學不能作為監(jiān)獄，請從速釋放被捕學生。二、不應以對待土匪的辦法對待高尚的學生。三、以后不得命軍警干涉愛國學生的演說。四、對學生只能告誡，不能拘禁虐待�！碑斈�，中國女禁初開，她們的勇毅之舉足以令孔儒之徒大驚失色，大呼意外。
1926年3月18日，一個極不尋常的日子，魯迅先生將它定性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在北京這個“首善之區(qū)”竟然有數(shù)十名手無寸鐵的請愿學生和市民喋血于執(zhí)政府門前的鐵獅子廣場上，釀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在無辜的死難者中，有三位風華正茂的女大學生，她們是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劉和珍、楊德群和燕京大學的魏士毅。
1926年3月18日上午，北京近萬名學生和市民向段祺瑞執(zhí)政府和平請愿，憤然抗議“大沽口事件”后八國使團對中國政府的最后通牒，強烈要求與政府首腦直接對話。當天下午，請愿群眾在國務(wù)院東門遭到執(zhí)政府衛(wèi)隊的殘酷鎮(zhèn)壓，在這次駭人聽聞的血腥慘案中，遭到槍殺和棍棒虐殺者多達四十七人，受傷者二百余人。
魯迅先生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使無數(shù)讀者認識了“始終微笑的劉和珍君”、“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和“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令我們感佩的是“三個女子從容地輾轉(zhuǎn)于文明人所發(fā)明的槍彈”，表現(xiàn)出“驚心動魄的偉大”，她們“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女性的勇敢堅毅和臨難不茍的精神。
當獸兵施暴時，劉和珍身中一彈，從背部射入，斜穿心肺，頓時流血如注，倒地不起。同學張靜淑和楊德群見狀，立刻奮不顧身，上前救助。張靜淑身中四彈（后經(jīng)醫(yī)院搶救脫險），楊德群中彈后仍能掙扎著坐起，結(jié)果被一名獸兵撞見，跑過去對著她的頭頂猛砸兩棒，楊德群當即氣絕身亡。
清華大學教師朱自清是“三一八”慘案的親歷者，他以悲憤的筆墨寫下了《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文中描寫了燕大女生魏士毅慘死的情形：
有些人雖幸免于槍彈，仍是被木棍、槍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zhàn)栗啊！據(jù)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于逃出門時被一個衛(wèi)兵從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兒兜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衛(wèi)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剩一條袴為止。
只有邪惡的政府才會下令開槍鎮(zhèn)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愿的群眾，只有獸性的軍人才會虐殺無辜國民，剝光死者的衣服，搶掠受難者的財物。據(jù)當年《國民日報》所載，種種情形令人發(fā)指：
北京教職員調(diào)查國務(wù)院將死尸取殮時，見尸身衣服鞋襪帽等等全數(shù)剝下，即女學生也不代留一件小衣，情形慘不忍睹。并聞十八日之慘劇，有一懷孕婦人，亦遭殺害。據(jù)參與檢驗者云，該婦之腹，曾被刺刀刺開一大孔，身上并有踏傷多處……
劉和珍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的主席，這位性情溫和、臉上總是帶著微笑的女生曾領(lǐng)導女師大同學發(fā)起“驅(qū)羊運動”（驅(qū)逐校長楊蔭榆），一度被學校開除，復校后，她的學籍得到恢復。劉和珍祖籍安徽合肥，生于江西南昌，北上求學前，她結(jié)識了新聞記者方其道，兩人情投意合，訂下婚約。劉和珍家境貧寒，她在北京讀書的費用全由未婚夫方其道接濟，而方其道由于受江西新聞界文字獄的迫害流落京城，正巧趕上“三一八”慘案，親眼目睹愛人死于非命。劉和珍、楊德群二烈士出殯之日，方其道前往執(zhí)紼，他痛失愛侶，悲情難抑，淚下如雨，在場者無不凄然。在女師大的追悼會上，死難者的斑斑血衣乃是無言的控訴，然而在邪惡政府的統(tǒng)治下，這種悲劇還將一幕又一幕地重復上演，這既是國民的不幸，也是民國的不幸。
值得肯定的是，中國教育界和新聞界針對此次血案表現(xiàn)出了各自應有的良知。《京報》在邵飄萍社長的主持下，不僅報道了這次血案的始末，還對反動政府“以國務(wù)院為小沙場”，彈無虛發(fā)、尸橫遍地的“戰(zhàn)績”發(fā)出了憤怒的譴責。教育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魯迅、周作人、梁啟超、林語堂、王世杰、陳翰笙、高一涵、許士廉、聞一多、朱自清、劉半農(nóng)、趙元任等，都紛紛發(fā)表文章和講話表明自己對暴政猛于虎的憤恨。林語堂時任女師大教務(wù)長，是劉和珍的英文教授，他一向以幽默大師的面目示人，這一回，面對死難的學生，他再也無法幽默和沉默了。血案發(fā)生后第三天，他就寫成《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一文。痛切地認為這次血案是他“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jīng)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她們“是代表我們死的”，“她們的死，于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得光榮，因此雖然覺她們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于傷心淚下之余，應以此自慰，并繼續(xù)她們的工作�？偛粦谶@亡國時期過一種糊涂生活”。女師大的校友、才女石評梅在《京報》副刊上發(fā)表了《血尸》一文，一改往日沉郁的文風，代之以剛強之氣：
……不要悲痛，現(xiàn)在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便是這樣的死，不是我們?nèi)ニ溃l配去死？我們是在黑暗中摸索尋求光明的人，自然也只有死神和影子追隨著我們。永遠是血，一直走到墳墓。這不值得奇怪和驚異，更不必過分地悲痛，一個一個倒斃了，我們從他們的尸身上踏過去，我們也倒了，自然后邊的人們又從我們的身上踏過去�！�
誠然，這是一個開頭，但絕非結(jié)束，民國女性的犧牲精神以及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是不可磨滅的，只要有魯迅、林語堂、朱自清等人的文章在，只要歷史的記憶神經(jīng)尚未深度麻痹，她們的死就不可能是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枉死。
選自《山東文學》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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