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標準，以禁軍每年50貫、廂兵每年30貫的供給計算，在當時物價水平下，一個人還可以過下去，但要養(yǎng)家糊口就比較困難了。再加上軍官的苛扣，促使閑得無聊的兵卒另謀財路，有的擺攤經(jīng)商，有的上街賣藝，甚至還有人讓妻女涂脂抹粉，倚門賣俏。對這種情形，不待官員反映，朝廷上下都很清楚，但也無可奈何，就國家財力而言，多數(shù)人已覺得軍費所占比例太大。因此，盡管不斷收到士兵出入無時，終日嬉游市間，鬻技打工的報告，大家也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其渙散胡鬧下去。這樣，國家最精銳的禁軍整日不以習武為事，個個都成了手藝人和商人，軍紀松弛，軍風驕惰，哪里來的戰(zhàn)斗力？在北宋末年當了一年多皇帝的宋欽宗，上臺之際，便對屯留京師的禁軍表現(xiàn)極度失望，他在一道詔書中指出，現(xiàn)在各軍營中人起碼有三、四個只精通手藝，絲毫不懂武藝�。�79）還有官員分析說，軍營之中老弱居其一，工匠居其一，俳優(yōu)居其一，胥吏居其一，剩下的還有不少是冒籍領餉的。這位官員痛心地指出：現(xiàn)在朝廷每養(yǎng)一萬士兵，真正可用的，數(shù)千人而已。（80）
由于上述事實的存在，宋夏開戰(zhàn)時，西夏人一聽到所迎之敵是禁軍，而非地方武裝，全都擊掌稱賀。宋金連綿爭戰(zhàn)期間，出生入死于前沿陣地的，也以各地自發(fā)組織的義軍為多。宋朝廷把國家的安危依托于這樣一支軍隊，焉有不亡的道理！
大宋帝國和北方鄰國都存在軍隊的糧草供應問題，盡管前者屢遭敗績，在這個問題上所化費的心血遠比后者要多。宋軍很少作為侵略者出沒在長城沿線上，即便深入草原，那里的物產(chǎn)也難以滿足將士們的需求，因而保持一支龐大的運輸隊就成為能否取得戰(zhàn)果的重要因素了。宋太宗時，一位大臣上奏說：“每見國朝發(fā)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兩河諸郡調(diào)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81）宰相趙普證實了這一看法。他的形容更為沉痛：“百萬家之生聚，飛挽是供；數(shù)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82）相對說來，契丹、西夏和后起的金元這方面的負擔就輕松多了�！哆|史•兵衛(wèi)志》甚至就沒有后勤供應一類內(nèi)容，他們的習慣是“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谷騎四出抄掠以供之。”就是說走到哪兒，吃到哪兒。尤其是被這些部族軍隊看好的駐營地大都在水肥土美的別國境內(nèi)，糧草充裕，絕無匱食之憂，倒是時常發(fā)生劫獲大批財物而乏力運回的事，只好連別國的運輸工具和道路也一起征用了。
宋朝文臣始終在為虛弱的國防發(fā)愁，為此所著文字也曠古之多。但極少有人認為軍力的軟弱是由于他們剝奪了應屬于將領的權力和職責，相反，包括寇準、范仲淹、韓琦等人在內(nèi)的有為的政治家，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為出色的戰(zhàn)場指揮員，但實踐證明，這樣成功的例子并不多。
出于對武人的防范，文臣被推上了前線。他們所具備的軍事知識多來自書本，也許他們比武將更熟悉各朝兵法，也許他們能講出讓武將目瞪口呆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內(nèi)涵，但在戰(zhàn)場上，他們多年養(yǎng)成的不偏不倚，優(yōu)柔寡斷和縮頭縮腦的毛病就顯露出來了。相對來說，武將識文習藝有限，卻也避免了紙上談兵的陋習，一切經(jīng)驗均來自他們戰(zhàn)斗的經(jīng)歷，這種經(jīng)歷使他們懂得無論攻守，都必須迅猛果敢，為達到克敵致勝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毫無仁慈道義可言。武將不會提出“以德彌兵”的蠢招，而文臣往往也瞧不慣武人的粗魯。澶州訂盟前夕，知雄州何承矩指出：“今守邊將帥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這樣的人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之師，莫過犬羊之眾，怎么能守住邊疆呢？”
“澶淵之盟”的一個不太起眼兒的尾聲，是罷免了長期負責河北邊防的戰(zhàn)時三路統(tǒng)帥王超的軍職；（83）“靖康之變”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插曲，是率兵勤王的西北名將種師道在金兵撤離之后立遭解聘。（84）經(jīng)略邊防乃至統(tǒng)兵御敵都成了大宋文臣難以推卸的責任。
當年，太宗派曹彬攻打南唐，兵臨城下之際，杭州猶在舉行最后一次貢舉考試，終引起李后主“故國不堪回首”的無限悵恨；另一文風淳厚的后蜀政權滅亡時，被俘掠的花蕊夫人流淚寫下了這樣的《述亡國詩》：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里知？
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當南唐和巴蜀的遺風傳給了大宋之時，當大宋皇帝兩次被逐出京師之時，悵恨流淚的恐怕就是文臣們了吧！因為他們既不能改變本朝“重文輕武”的風尚和“守內(nèi)虛外”的祖制，亦不能以儒家道德感化被中原財貨誘惑的鄰邦，阻止他們再次舞刀弄槍地殺入。
◆旋起的北風
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凜冽的寒流都是從北方襲來，自秦漢以來，幾乎每次激蕩歷史的風潮也都起自北疆。蜿蜒的長城并不總是護衛(wèi)農(nóng)業(yè)帝國的屏障，每到冬季，城墻北面的牧區(qū)居民就感到寂寞難耐，食物的匱乏，掠奪的習性，逼使他們不斷到溫暖濕潤的南方游蕩。
與篤信仁義的宋朝相反，相繼崛起的北方游牧政權并沒有把讀書習儒放在心上。他們喜好的是騎馬射箭和尋找獵物，其獵物既包括大自然賜與人類的一切，也有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從歷史上草原居民的生活方式看，這種習性乃天然使成，而非有心貪婪。為了在荒僻的原野獲取食物，騎射摔跤是兒童的必修課，也是顯示成人力量的榮耀。
游牧的生活需要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在這一組織內(nèi)，男子一旦成年，就成了法定的戰(zhàn)士。宋朝的第一個對手契丹，全國人口僅400萬，軍人卻不下30萬，幾乎每一年齡在15至50歲之間的男性都穿上了甲革。契丹軍隊的精銳是15萬騎兵，每名騎兵配備3匹戰(zhàn)馬，另有兩名負責糧草、看守營帳的隨侍家丁。西夏更是每二丁取“正軍”一人，另一人則隨軍干雜務，“正軍”每人配戰(zhàn)馬一匹，駱駝一頭，因而也擁有了10萬大軍。元昊依靠這支既能生產(chǎn)又能打仗的部隊，硬是在宋遼兩大國之間拚出了一塊生存之地。
游牧部族逐草而居，自然沒有守城據(jù)土的概念，這就比長城以南的農(nóng)業(yè)帝國方便多了，舉凡打仗，盡皆傾國出動，皇帝大臣均在戰(zhàn)馬或戰(zhàn)車之上。將士們也不需經(jīng)過特別的訓練，自幼的角力騎射已將他們塑造為合格的軍人。連宿營，他們也比漢人省事，從不挖壕設帳，只將隨行牛馬車輛圍在氈房四周就行了。在游牧人看來，行軍打仗乃是他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牛羊隨水草而遷，人同樣也需四海為家。顯然，黃河、淮河、長江流域物產(chǎn)豐盛，還有現(xiàn)成的居室和財寶，是極富誘惑力的去處。
不管遼夏金元如何引進漢族人才，哪怕將孔孟牌位供入自己的祖廟，在他們骨子里仍然深藏著對別人財貨的渴望。當西夏國主元昊聞知長子奉“不嗜殺人”和“莫善于寡欲”為修身治國的座右銘時，不禁大罵，聲稱如此不倫不類，絕非成霸業(yè)的材料。元昊公開標榜的治國典范是焚燒《詩》《書》的商鞅和“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商鞅峻法而國霸，趙武胡服而復強，”這就是元昊的抱負和志向。
不學無術的斗士能夠擊敗崇文修禮的書生，這一結(jié)論早在兩千年前就為思想家商鞅總結(jié)了出來，并一再為歷史重演。
宋朝文臣低估了自己的對手。遼人既然能在宋人建國前隨便出入中原，當然有其不同尋常的本事。西夏人所居乃最西北荒漠之地，但這里曾是鯨吞六國的秦始皇的故鄉(xiāng)，興許黨項人的血脈中還流淌著遠祖炎帝與黃帝一決雌雄的熱情。女真人與蒙古人晚起，他們也說不清本族與早些時候那些赫赫有名的部落國家有何關聯(lián)，他們也不在乎這一點。值得驕傲的是，同樣在寒風凜冽的大草原上放羊牧馬，匈奴人最多不過娶回幾位漢家公主，而他們最后連漢族皇帝、后妃、大臣以及玉璽、官印和金銀財寶，一股腦兒全搬過來了。
距大宋開國200年，孝宗步太祖后塵，在朝廷也設了一個封樁庫，經(jīng)過五年的刻意積攢，籌得了3000多萬貫。但這筆錢最后的用場仍然是支付“歲幣”及戰(zhàn)爭賠款。
宋敗給金，金卻栽在蒙古鐵騎之下，就在韓侂胄北伐那一年，成吉思汗在斡難河建立了蒙古族汗國。1211年，蒙古騎兵越過陰山，三面攻金，偷習了多年儒家仁愛之道的女真統(tǒng)治者仿效漢家皇帝的樣子，把金銀珠寶，馬匹和公主一一獻了出來，乞求對方退兵。金朝廷也出現(xiàn)了戰(zhàn)、退兩派，終于以金章宗為首的逃跑派占了上風，1214年5月，金遷都到北宋故都開封。次年，中都及遼東、河北、山東860余城全被蒙古軍隊占去。蒙古人的鐵騎不久將依次踏碎金、宋王朝試圖以財貨謀取和平的夢想。
寇準和范仲淹未曾料到，“澶淵之盟”和宋夏和議只是開了個頭，接踵而來的還有許許多多令帝國難堪的盟約與和議。面對相繼而起的游牧族的進攻，兩宋文臣一籌莫展。歲幣一增再增，地盤越來越少，終至一敗涂地。北宋靖康二年（1227年），徽、欽二帝被金兵押出開封城時，朝廷百官唯一能以盡忠的是垂頭喪氣地跟著圣上一起去領受松花江的寒冷氣候；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謝太后在元軍兵臨城下的朝殿痛哭失聲，說“我朝三百年來待士大夫以禮”請他們趕緊籌畫良策，然而眾文臣面面相覷，雖也淚流滿面，但所作的“良策”卻是具表投降。三年后，殘余的宋軍在厓山被全數(shù)消滅，狀元丞相文天祥一路吟唱著“山河破碎風飄絮”被押解到太祖日思夜想的幽州就義，另一位狀元丞相留夢炎則等在元大都的宮中，準備對他作最后一次勸降。他們最終代表眾文臣回報了宋王室300年來的不薄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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