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不通文墨，不讀詩書便不懂得如何治理國家么？跟隨圣上出生入死打江山的眾將校對此頗不理解，剛剛謀得文臣最高職銜的趙宰相恐怕也難以想通。身為政府首腦，趙普感覺有些跟不上形勢的發(fā)展。他更多繼承的是祖上的衣缽。盡管作為將軍的文書或地方吏員，粗通文墨也是必不可缺的基本功，然而在趙普過去的經(jīng)歷中，似乎并未設法提高這方面的技能，加深對先賢教誨的領悟。他大概過于相信自己的經(jīng)驗和智慧了，既然能在彈指之間，把前朝皇帝挖空心思創(chuàng)下的江山弄到手，把立下汗馬功勞的將軍搞下臺，那么，將大宋國土治理得興隆昌盛，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若是儒生管用，何至于茍延殘喘于五代軍閥的刀劍之下呢？本著這一思想，趙普對延聘入朝的學士們敬而遠之，沒半點兒虛心求教的意思；本著這一思想，趙普對好發(fā)議論的文臣不屑一顧，他在廳堂坐屏后面擺了兩個大甕，專門用來收容書生們的“利害文字”，待積滿后便拿到街上燒掉。（28）趙普不喜侈談理論，這恐怕和他的出身不無關系，小吏習慣于按照長官意志辦事，自己不必出思想。雖然在皇上的一再督促下，他也開始捧起儒家經(jīng)典日夜誦讀，但他心目中的圣人，祖師老子的地位肯定要比孔子高。
宋太祖公開表示對讀書人的好感。太子太傅范質一生手不釋卷，廉介自持，去世時，家中空空蕩蕩，沒任何奢侈品。太祖感嘆道：“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chǎn)，真宰相也！”（29）他由此得出結論：派一百個文臣到地方，即便全貪污，也比不上一個武將貪得多。（30）他派出大批文臣前往各地，又在朝廷延聘四方俊賢，甚至連政事堂的吏員也換上了知書達禮的秀才；他親自到國子監(jiān)聽課，禮贊孔孟，不憚其煩地與儒生們討論郊祀、朝會儀典樂舞，并在晚年開創(chuàng)了皇帝登殿面試科舉考生的先例；他命儒生重修刑律，嚴肅法紀，意欲徹底改變五代典刑弛廢、官員恣意用法的現(xiàn)象，十幾年間，不斷有坐贓枉法、受賄濫刑的官吏被押赴刑場或流放地。他尤其痛恨那些以權謀私的不法官吏。建隆三年（962年）十一月，他專門派出使臣到各地傳達禁令，不許私有請托，違者當議其罪。次年，正月，又通知各地，廢止五代以來“會州”的慣例。所謂“會州”，即縣官為了巴結州官，厚斂里胥，里胥復斂于民的一種公開收受賄賂的活動。說其公開，因為每年收稅完畢，州衙都堂而皇之地傳符諸縣，索要錢物。這一年，太祖還將一名負責監(jiān)稅的兵部郎中砍了頭，罪行是“令人赍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31）即今人所謂“官倒”。一切跡象表明，皇上不僅自己脫去了戰(zhàn)袍，也要使整個國家洗盡戰(zhàn)爭的塵埃。他不愿趙宋王朝重蹈軍閥橫行、綱常淪落的覆轍，而想給子孫們留下一個明法律、重道德的社會秩序。緣此，他毫不拖延地拋棄了武將兄弟，與白面書生一見鐘情，除了相中了他們在抑制武人方面的作用，更加欣賞的是他們腦瓜中的儒家教條，如果這些教條完全演變?yōu)榘傩招哪恐械男艞l，如果大宋全體國民都像儒生那樣知書達禮，從不妄思作亂犯上，那么，自己創(chuàng)建的江山才真正昌隆日盛，永固太平了。
一千多年前，叱咤風云的秦始皇氣吞六合，一統(tǒng)江山，可他用屠刀對付儒生，以烈火款待文籍，結果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各地士人揭竿而起，連孔夫子的八世孫也投身起義軍行列。這樣慘痛的教訓深深銘刻在后世有為君主的腦海中。漢高祖劉邦廣延名士，終于迫使武夫項羽烏江自刎，奠定了新王朝的基業(yè)。當他夸耀自己是以馬上得天下時，儒生陸賈立即提醒他：“以馬上得天下，安能以馬上治之！”（32）漢代帝王。接納了眾儒生及其主張，以霸王道雜之，廣招賢良方正，用以充任各級政府官員，開創(chuàng)了文臣治國之道。此后，無論是“五胡”亂華，還是隋唐一統(tǒng)，哪一朝哪一代，無不把書生列為上賓，招至幕下�？婆e選士，進一步從制度上保障了文臣政府的持續(xù)性。稍有見識的統(tǒng)治者都意識到，把篤信倫理綱常的儒生選為治國骨干，就等于把百姓置于順民的網(wǎng)絡之中，一旦儒生淪落，維系專制集權統(tǒng)治的基礎也勢必動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就要大亂了。
趙匡胤不希望五代災難的重演，所以，他不僅以身作則，帶頭讀書，同時也號召所有政府官員均要埋頭書本，尤其是宰相。他稱贊已故舊相范質“能循規(guī)矩，慎名器，持廉節(jié)”，是一位“真宰相”，而范質的優(yōu)點正在于好學不倦，自稱“不學無術怎能當好宰相！”（33）趙匡胤一再批評老謀士趙普，說他的毛病就在于不讀書，并借乾德改元事件，鄭重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意味深長的警告。如此形勢之下，現(xiàn)任宰相趙普就是不情愿，也不得不暫時離開祖師老子，改投孔孟門下，找本儒家經(jīng)典誦習，以便重新被太祖劃歸讀書人的行列。
宋初君臣急于在儒家經(jīng)典中尋找治世良方，那么究竟哪本書最終成為宰相的急救章呢？據(jù)南宋一些學者推斷，是至圣先師孔子的言論集《論語》。當時編寫的一系列權威史書栩栩如生地記述了這一場面：日理萬機的趙宰相每天下班回家，便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一聲不吭地攻讀起這部先秦圣賢的語錄來。他持之不懈，到晚年終有心得，不但上朝理政，事必決于《論語》，而且把昔日玩弄權術，幫太祖算計前朝君主、本朝功臣的業(yè)績也都歸結于孔夫子的教誨，故有“半部《論語》定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流傳。（34）《論語》雖然在后來被尊為四書之首，是天下舉子的必修課本，可在宋朝初年尚未有那樣崇高的地位，所以有些考據(jù)家懷疑這是南宋道學家為拔高《論語》地位而編造的神話。不管趙宰相是否真的拜倒在儒家祖師爺?shù)哪_下，經(jīng)宋初君臣大力倡導，知識分子的確甩掉了纏繞其身百年之久的晦氣，儒家經(jīng)典身價百倍，孔孟圣賢在動蕩的末世虛構的烏托邦，成為兩宋帝王及文臣的治國藍圖。
根據(jù)先賢教導和盛朝經(jīng)驗，國家的興與衰，重要的不在于兵強馬壯，而是看全民的道德品行是否符合中庸的標準，君主能否愛民如子，臣民是不是事君至忠至孝，至于經(jīng)濟上的富足，兵力的強盛，倒在其次。行成于德，止乎于禮，才是持身立國的根本。這項原則一經(jīng)確定便是永恒的，因此不必創(chuàng)建新的思想，只須將沿用千年的儒家教條大量翻印、深入闡釋和廣為傳誦就行了。宋初君臣的言傳身教，正體現(xiàn)了他們堅定地維護了這一原則。持一元論看法的統(tǒng)治者認為，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統(tǒng)一全民意識，要讓民眾懂得，皇帝是受天意指派統(tǒng)治人間的，是一切神的化身，因而不管你是拜觀音還是尊玉帝，首先必須信奉皇上，而這種信奉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忠孝節(jié)義、三綱五常。因此，熟悉和掌握儒家教條并將其精神貫穿于日常一言一行之中，乃是每個國民的神圣職責。一旦所有人都能忘卻一己私利，自覺地放棄思想的權力，意識到忠君即是愛國，敬長官即是孝父母，那就是大同世界降臨之日，就是天下歸仁焉了。
這種對個人思想的殘酷剝奪，顯然是與現(xiàn)實生活相沖突的。趙普的理解恐怕就沒有后世理學家那樣透徹，至少他的修習尚未達到自覺消除塵念的程度。他把自己在西京洛陽的府宅修建成豪華公館，外門卻圍以柴荊，好似村舍一般，連太祖參觀之后都連連搖頭，說“此‘老子’終是不純。”（35）
令人費解的是，就在宋太祖熱衷禮樂、頻頻夸獎儒生才干時，由他選定的宰相卻是有著“寡學術”之譽的趙普。究竟是青睞他的謀略，還是因為立國之初，不僅需要頗能惑動士子之心的孔孟之道，也要依賴于明法教民的管申之術？
應該說，兩者都有那么一點兒。趙普有大功于社稷，這是不言而喻的，趙普與趙姓皇室的關系非同尋常，當年杜太后在世時，曾當著太祖的面，拍著趙普肩膀說：“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并叮囑她最疼愛的趙光義每次外出一定要邀趙普一起去，以便長些見識。（36）趙匡胤雖一再表白對讀書人情有獨鐘，要求文武大臣一律讀書，但他所做的，也只是將文人的地位還復到漢唐盛世的程度，即與武人相抗衡的地步。這不僅是因統(tǒng)一全國的戰(zhàn)爭尚在繼續(xù)，仍需一些手握兵權的戰(zhàn)將受命于外，更主要的是他骨子里掩飾不住對儒生的輕蔑。須知皇上三代習武，而非出身書香世家。
太祖初謁太廟，見到儒生遵照古制擺放著籩豆簠簋，不曉何物，侍臣告之以禮器，太祖哈哈大笑道：“我祖宗從來沒瞧見過這些玩意兒，放在他們面前干什么！”下令一律撤掉。（37）翰林院首席學士陶谷一向以文才自負，朝章典故爛熟于胸，像起草重要文件，考訂大典儀制，給皇上設計大輦一類事兒，做起來得心應手。他自我感覺論資歷，論學識均不在朝中任何人之下，理所當然會被皇上看中，入主政事堂，可遲遲不見太祖作何表示，情急之下，便作詩發(fā)牢騷，太祖看了淡淡一笑，說道：“陶學士只會依樣畫葫蘆”，就是說，陶谷本事雖大，也不過是照貓畫虎，干個文書之類的工作還將就，氣得陶谷直翻白眼兒。（38）還有一次，江南名士徐鉉作為南唐使臣來朝，盛贊本國李后主博學，有圣人之才，言下之意：你宋朝君主不過一介武夫耳，能曉文知藝么？太祖聽了徐鉉抑揚頓挫地朗讀完李后主的《秋日》詞之后，卻不以為然地說：“聽了半天，凈是些落魄秀才發(fā)牢騷的話，我才不費這些功夫呢！”最讓儒生傷心的是在開寶九年（976年），諸道推薦了478名“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干者”入京赴考，結果太祖卻判定為“所習之業(yè)，皆無可采”。圣上還令濮州以“孝弟”知名的270名書生至講武殿復試騎射，那些號稱德行高尚的孝子哪里習練過這些名堂，要么爬不上馬，要么射不中箭，一個個狼狽不堪。結果太祖竟說這些人“止可隸兵籍。”眾“孝弟”聽了號啕大哭，皆不愿充軍，太祖這才將他們放回，只把犯有濫舉之罪的地方官治了罪。（39）
看來太祖趙匡胤并不想做“純儒”，他既鐘情于儒生的德才，又重視小吏的權謀，兩者皆不可缺，霸王道雜之，這才是歷朝圣明天子的用人之道。所以在相當長時間里，素有“寡學術”之譽的趙普仍可暫充書生，供職于御座之下。當然，文臣中人才濟濟，要想長久地在飽讀《詩》《書》的秀才中間混下去，就必須提高自己的學識素養(yǎng)，以便跟上形勢的發(fā)展。
◆生疏的課程
與肆意更改太廟禮制的皇上相比，新任宰相趙普有更多的課程需要補習。例如匯纂各地區(qū)各部門呈進的情況，定期向皇上請示報告，協(xié)調眾官員的意見，安排朝廷內外一般官員的任職等等。當然，最令他頭痛的也是各種冗繁無味的古禮舊儀。好歹皇上在過去典軍時，曾有過若干次朝會實踐，現(xiàn)今作為至高無上的君主，就是一點不懂，憑太常寺、典禮司官員的安排，也會表演得順順當當。但宰相就不同了，按慣例，凡朝會郊祀均由他押班主持，出不得丁點差錯，否則，不但會遭到眾文臣的竊笑嘲諷，甚至將以“失儀”之過被御史參劾。這種毫無意義的禮儀，對前宰相范質和王溥來說，簡直太熟悉了，因為他們自幼所習，皆與此相關，而且在后周王朝時演練過多少次了，然而，對僅僅得見皇家氣派三年多一點時間的趙普來說，卻陌生得很。趙普不由嫉恨起兩位白白胖胖的前任來，恨他們裝滿一肚子學問，卻沒用在正地方，國家亡了，他們倒有滋有味地發(fā)揮出特長來，不但熱心于挖掘古禮，還編纂史話，給新主子提供舊王朝傾覆的教訓，分別撰寫了《五代會要》和《五代統(tǒng)記》。
當然，不管趙普心中如何厭煩，每天他都必須一絲不茍地去扮演他應當充任的角色。首先他要修練的功夫是日常的早朝。
文武百官朝見皇上，聽詢政事，體現(xiàn)了我們帝國的運轉乃是由深居大內的圣上一個人操縱的。每天，通過這樣一個固定的儀式，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皇帝與群臣一起探討國家大事，然后，有關指示便由這里發(fā)出，天下臣民方知如何行事。除了圣上與愛臣愛將的個別談話及罕見的微服私訪或巡視之外，一般說來，位居九重的天子也只有在這一場合中與自己統(tǒng)治的國民發(fā)生聯(lián)系。無論皇宮換了什么樣的主子，政府機構出現(xiàn)了怎樣的更新，惟獨這一歷代相沿的朝會形式千古不變。
朝會據(jù)傳是周公設計的。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為接見百姓的場所；內朝在王宮路門外，用以接近群臣；燕朝設在路門內，為聽政議事之所。唐朝舉行大朝會的含元殿，即仿古代外朝設置；前殿宣政殿稱為“正衙”，即古之內朝；便殿紫宸殿稱之為“上閤”，即古之燕朝。唐朝正衙日見群臣，百官俱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隨入。后來皇上漸懶，古禮浸廢，皇帝只在紫宸殿接見幾位大臣和內諸司官員。依禮上朝的百官仍要每天早晨赴正衙宣政殿，但只能對著皇上的座位行禮，見不到皇帝本人了。唐敬宗決心做個勵精圖治的皇帝，恢復入閤禮，但也只在每月朔望（陰歷每月初一及十五）在正衙露面。五代時，決心秉承李唐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后唐明宗，采用折衷之法，既不每天都往正衙跑，又不長期背負怠惰之名，他每五天命宰相率群臣入宮朝見，謂之“起居”。一些拘泥古禮的大臣提出：“朔望入閤之禮不可廢”，唐明宗虛心納諫，從此每月初一、十五，在文明殿出見群臣；每五天群臣入中興便殿面圣。大宋建國之初，儒生們絞盡腦汁，也沒能將周公時代的“天子三朝”的具體形式考證明白，全盤承襲的仍是前后兩個唐朝的“常參”、“起居”之法。
北宋的“常參”和“起居”分別在正衙文明殿和便殿萬春殿舉行。文明殿后改名文德殿，位于前朝最大的宮殿崇元殿（后改稱大慶殿，規(guī)制與清紫禁城太和殿相似）西側，北門與皇室生活區(qū)以橫街隔開，南門接鄰中書、門下省及樞密院、都堂等軍政衙署、萬春殿于乾德三年（965年）改稱長春殿，后又改名垂拱殿，位于皇室生活區(qū)南端，東鄰紫宸殿，西接皇儀殿。北宋皇城的結構與明清紫禁城有明顯區(qū)別，即舉行大朝會的前朝正殿之后不是一系列建筑在中軸線上的議事便殿，而是一條寬闊的御街，這條御街將皇宮后區(qū)分成東西兩部份，東區(qū)除太子東宮外，主要是內諸司的官署和府庫，如御膳、尚食、尚衣諸房；西區(qū)才是皇帝妃嬪日常起居的地方，建有三組宮殿，垂拱殿恰在正中，殿門與南面文德殿后門隔街相望。所以作為“燕朝”，是最合適的地點。
每天早朝，文武百官須先到待漏院等候，殿門打開之后，入文德殿立班，除有旨免常朝及值夜班的官員外，一律不得缺席。上殿之前，先在殿門之外分文武兩行列隊，東西相向，新任命及將辭職的官員站在南邊，站好后，御史臺官員巡檢一過，如沒發(fā)現(xiàn)衣冠不整、位置不對的現(xiàn)象，便與巡使首先登殿，然后，文武官員依班序魚貫而入。如果不是法定“起居”的日子，就只有宰相率少數(shù)大臣出東上閤門，前往便殿向皇上奏事，眾官仍呆在殿中靜候，奏事畢，宰相返回，在引贊官的帶領下，走到押班位置上，西向立定，率百官虛拜前殿庭下；若是宰相議事較多，日頭老高仍不見出來，自會有通事舍人一員到閤門宣布“奉敕不坐”，眾官員心領神會，自動按班位站好，虛拜而出。至此，每日的早朝就結束了。“起居”與此差不多，最顯著的區(qū)別是前往垂拱殿的大臣不止宰相及中書、門下首腦、樞密院長貳，而是包括知開封府在內的一群文武官員，按慣例，他們要分十班依次向皇上問安，然后宰相、樞密使再登殿奏報軍國要事，后來有人提出分為十班太繁瑣，每每鬧到日頭老高還沒輪著宰相匯報工作，便改作四班。能參加“起居”的官員都必須有一定級別。宋神宗改官制，規(guī)定侍從官以上，日朝垂拱殿，稱為“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殿，為“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殿，為“朔參官”。同樣每日趕赴早朝，卻分出三六九等，真正能時常得見天顏的除了宰相，不過少數(shù)官員而已。（40）
皇上每天端坐在便殿視事，百官則恭列于正衙遙拜，宰相每日穿行橫街，奔波于正衙與便殿之間，這種毫無意義的早朝，對所有參與者說來都是索然無味的。每日起早趕來，只是為了向圣上的御座行禮，而且稍有不慎，來晚一回，站錯一次，就要受到罰俸一月的處罰，難道這就是國朝盛事？然而，雖然只是形式，既置身朝官行列，就必須遵守，因為他們覺得，能夠進入大殿列班，是自己的榮耀，那些派往外地的官員，盡管每天可以睡個好覺，卻很難說都是皇上親近的人了。所以，大家不以為苦，日復一日地趕來行禮，而且做得一絲不茍。
對皇帝來說也是如此。每天清晨從暖和的被窩里鉆出來，睡眼矇眬地呆坐在空蕩蕩的大殿，等候宰相的致詞，對每一朝天子來說，都是毅力和意志的考驗，但趙匡胤及其子孫們，居然都堅持抗了下來，稍懶些的皇上如宋真宗，也只在久病之下，一度改視朝為隔日進行，稍勤勉些的皇上如宋神宗，還將朔望入閤恢復起來，每月初一和十五，情趣盎然地登輦至正衙文德殿，與百官共商國計。因為他們懂得，不是穿上黃袍就成了皇上，要作萬民景仰的圣明天子，言行起居必須合乎法度，自周公至孔子，費盡心機搞了那么多名堂，不就是定名份，別等級，以維護天子的權威嗎？這樣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若被丟棄掉，那國家不就朝著亂臣賊子期待的方向發(fā)展下去了嗎？因此，盡管太祖行武出身，制樂修禮的癮頭比儒生們還大，盡管他當時也許還弄不明白早朝怎么會如此冷清，然于個中深味，還是品得出三分的。
朝會中最為隆重壯觀的是每年正月初一、五月朔和十一月冬至日的大朝會，在京官員都有幸參加，因是節(jié)慶，在舉行慶典的崇元殿進行，排場很大。朝殿門外插著各式彩旗，手持儀仗的衛(wèi)兵整齊排列于大殿門外�；实鄞魍ㄌ旃�，服絳紗袍，在鼓樂聲中登上大殿，接受群臣賀拜。通常禮儀是由掌管禮儀事務的官員引導百官分列幾排，向面南而坐的皇帝叩拜問安，然后，便出現(xiàn)一名侍中承旨，宣布一道每年不變樣的圣旨，無非是“大吉之日，與公等同之”，如在正月初一，便說“履新之吉，與公等同之”，而群臣頓覺恩澤四海，不勝榮寵，馬上齊齊拜倒于地，三呼萬歲。禮畢，有身份的官員如文班的宰相，武班的太尉，就要閃出行列，分別走上臺階進奉壽酒，群臣再拜之后，宰相來到御榻旁，高聲稟奏方鎮(zhèn)祥瑞，接著，戶部、禮部長官站在階下自己的班位上跪奏諸州貢物，司天監(jiān)奏云物祥瑞，請付史館。這套公式演完，宰相宣布“禮畢”，于是殿下鳴鞭，鐘磬鼓吹齊鳴，皇帝離座乘輦返回，音樂止息，宰相再宣布“解嚴”，眾官依次散去。大朝會純粹是皇帝與文武官員在合演一場固定的戲，每個人的位置、臺詞都是早已擬好，一陳不變的。比之前面說到的“常參”、“起居”，更是一點內容沒有，光剩下形式了。（41）
每天天未亮，趙普就動身趕往大內參加早朝。站在文班首位，他的心情顯然要比同列書生好得多，那些舞文弄墨者設計出這套古板枯燥的形式，到頭來只是拘住了他們自己，每日肅立于殿庭，不敢喧嘩，不能走動，苦盼入內奏事的宰相早點露面。而趙普作為政府首腦，卻不受形式限制，他感覺早朝的內容是常新的，把百官擱在正衙，獨自與皇上討論國家大事，這是多么大的恩寵！不過，近日來，宰相也稍覺不快，這種不敢言明的感覺并非來自繁瑣的禮儀，相反卻是因皇上私自更改了沿襲已久的儀典制度。
過去宰相見天子，皆有個座位，面議要政之后，賜茶而退。屬于頒發(fā)號令、官員任免、刑賞廢置、地名更易一類事，方寫出書面報告，呈內庭請圣上批覆�？哨w普的前任，后周舊臣范質自太祖登基之日始，便對這位昔日同僚深懷畏懼之心，見到皇上不敢落座，也不敢隨時提出建議，到后來，干脆事無巨細，皆上札子，待皇帝批示之后，再簽署自己名字頒下，自此，坐而論道的古禮便不明不白地廢掉了，宰相見到皇上只能干站著。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撤除宰相座位，乃皇上一手策劃。據(jù)南宋初年在秘書監(jiān)和實錄院供過職的一位官員記述，一天范質上殿奏事，按例賜坐，太祖忽然說：“我眼神不好，卿可自持文書來看。”范質起身把文書遞到皇上手中，不料轉回身來，座位已被人拿走了，自此之后，宰相見皇上，就再也沒有了賜座賜茶的優(yōu)榮。（42）太祖對這項古禮的修訂，應該說是有充分理由的，無論范質還是趙普，均是一起共過事的同僚和密友，大家同坐一室，促膝談心，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像趙普，在同謀篡權的日子里，少不了與當今圣上徹夜傾談。現(xiàn)在趙匡胤已貴為天子，朝堂之上，怎能再和臣子們平起平坐？孔夫子當年制禮，核心不就在明確君臣名份嗎！再說，這項修訂對君臣雙方都有好處，皇上可以免除大臣的不知進退的叨擾，而臣僚們也減少了與皇上面對時如坐針氈的惶恐，正可發(fā)揮其屬文的特長。從此之后，深居宮禁的大宋皇帝除參與定期的朝會、祀典儀式，不再像前幾代皇帝那樣頻繁接見臣子了，但隨之而來的，是堆積如山的等待御覽的奏札。坐而論道演為長篇大論。范質的一時謙讓或者是太祖的故意捉弄，不僅連累整個宋朝的文臣為數(shù)不清的文牘所困擾，而且為此后的治國者埋身于文山會海之中開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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