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演唱活動接得多，相對的，做功課的時間就很少。每天晚上回家都已經(jīng)累壞了，第二天又要早起，長期下來，誰都受不了，何況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讀書的時間太少導致鄧麗君的課業(yè)并不理想，白天沒什么精神上課，就算再聰明功課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在一個以學業(yè)成績品評學生好壞的六○年代，鄧麗君不是問題學生，卻是個讓師長很有意見的學生。即使她的導師很看好她、心疼她，卻無法兼顧演唱和求學，為她的前途頗為憂心。
學校的師長對她的“走唱”并不諒解，甚至對家長也頗多微詞。他們認為小小年紀放棄學業(yè)而去唱歌，讓小孩子來為家里賺錢，是一種崇尚虛榮的想法。家長不以孩子成長期間的純真、上進、用功讀書為要務，反而鼓勵她拋頭露面，走入聲色場所，更是莫名其妙！他們認為該讓她做出一個決定，不能再兩頭奔忙，這不是學生該有的生活。
鄧媽媽回憶起這段日子，大人心里的確是做過一番掙扎。鄧爸爸原本一直不希望她這么小就走上演藝的路子，鄧媽媽則是看她自己的意愿。鄧麗君在深思過一段日子之后，告訴媽媽她的想法：“要出人頭地，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現(xiàn)在沒有辦法讀書，將來總是可以彌補。”眼看著前面的路子已鋪成了一個成功的雛形，現(xiàn)在放手以后，難保還有沒有機會等著她；就算放棄目前一切，而選擇繼續(xù)讀書，以她的成績和興趣，能不能讀出什么名堂來也未可知。
鄧麗君自己思考很久，終于下了痛苦的決定——“休學唱歌”。即使心中有著許多遺憾，她相信自己的選擇不會錯。臺灣一直是升學主義至上、學歷文憑掛帥，以她的年齡，能看清“行行出狀元”的事實，毅然做出不流于俗的選擇，應該是她對自己知之甚明。所謂“沒有超俗的思想，不能嘗試破俗的行為”，鄧麗君給自己的前途打過算盤才下決心，這個抉擇的當口，她早已期許自己的未來要有所作為。她并不是能被人左右意識，或被牽著鼻子走的泛泛之輩。
對于后來媒體上有諸多指責，認為她在初中就為生活被迫休學，要負擔全家人的生計，是斯巴達教育下壓迫的犧牲者，鄧爸爸、鄧媽媽只要錢，不顧孩子前途的說法，其實是無中生有的猜測！批評的人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待社會生存法則，而一個非池中之物的少女，又豈是世俗的模式所能宥限的呢？鄧媽媽說，鄧麗君從小就很有主見，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這條路，光靠別人強迫、壓榨，就算是再孝順，也不可能高高興興走出成功的風光來，這是顯而易見的。
鄧麗君黯然離開學校，告別了制服與書包的日子，沒有道別也沒有歡送，只帶走幾個好友的祝福和老師的叮嚀。步出金陵女中時，踽踽獨行的單薄背影，讓不少喜歡她的老師、同學為之鼻酸。但她的傷感是短暫的，因為一連串的演唱行程，滿得讓她來不及去咀嚼走出校門之后的失落感，她像往常一般帶著笑容與自信，迎接屬于她生命中的音符與旋律。一九六九年，鄧麗君才十六歲，人們喜歡她清純活潑的模樣，在她快樂的說說唱唱、蹦蹦跳跳里，讓人不自覺的打心底歡愉起來。
事實證明，日后她從未間斷過高昂的學習情緒，除了自學之外，更到美國讀大學、赴倫敦進修，成績都不錯，精通數(shù)種方言及多國語言的“才華”更為人所敬佩。在日本曾陪著她一起學日語的鄧媽媽靦腆地微笑細數(shù)那段學習時光：“我們是一起到日本的，給她請了日本老師做一對一的會話教學，其實我也有老師，兩人學習語言的起跑線本來是一樣的，哪知道才三四天，她就敢嘰哩呱啦的和鄰居講起話來！我在旁邊聽了好驚訝，從那以后，有依賴心嘛！我就越學越慢，她越學越快，到了真正需要和日本人接觸的時候，她都可以直接和人家對話了！”我好奇地問：“那大約是多久呢？”鄧媽媽笑著說：“我哪能記得有多久？但快得就像是她原來就懂日本話似的，我最高興的是，有一次在等她開會的時候，一位先生向我鞠躬，好像是夸我把女兒教得很好，她的言談遣詞用句都是有教養(yǎng)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家才會用的話語。我心想，這哪是我教的呀！是她自個兒用功學來的呢！但是，光是要解釋這句話我都說不好，想想算了，就微笑接受他的贊美啰！”我們都笑了，這是在數(shù)十次采訪中，難得看到鄧媽媽笑得那么開心。
學歷低并不代表她的學力低，也不代表她的知識水平差，更令鄧媽媽欣慰的是她的自愛自重、待人接物圓融自在，在國際禮儀上應對進退很得宜，這都不是學校教得了、學得到的。一個低學歷的人在提早進入社會大學之后，用眼淚、毅力、時間、努力所換取來的成功，讓我們慶幸她當時做出如此選擇，如果她放棄了唱歌，一路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考高中、讀大學，念了某個科系，去上了班，結了婚，也許她美好的歌聲只能哄哄孩子、哼哼自娛，中華民族又哪來這樣傲視國際的巨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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