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節(jié) 我為什么不化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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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化療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只是因為與癌癥結緣，才留了一點心。結果發(fā)現(xiàn)，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醫(yī)術能像化療一樣如此聲名狼藉，卻又如此廣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經(jīng)知道，癌癥治療有它自己獨特的困難之處。你如果得了別的什么病，手術的成功就意味著已經(jīng)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癥，手術的成功僅僅意味著治療的開始。此后化療、放療，或者別的什么“療”，輪番上馬，都是正常的程序。所以，我在忍受著術后創(chuàng)痛的同時，也被糾纏在一個問題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療？
出院前劉向陽大夫曾給我一個忠告，就是“不建議你去做化療”。他說這話時，臉上一點也不掩飾對化療的反感，讓我感到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反對”，僅僅由于醫(yī)生的職業(yè)戒律，才會使用一種比較委婉的表達方法。我當時就想，我現(xiàn)在這種情況，如果換作是他，他恐怕是不會去做化療的。
劉向陽大夫的醫(yī)療思想是個多元的復合體。在外科方面，他傾向于積極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練地實施微創(chuàng)手術，可卻很少采用。他認為那樣做不利于徹底清除癌細胞。手術的最大難題，不是切去腫瘤，也不是創(chuàng)傷愈合，而是阻止癌細胞的擴散，也叫“根治”。為了達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準，盡可能徹底地清理病人體內的可疑組織。但是，談到其他的醫(yī)療手段，比如藥物治療，他堅決反對種種“過度行為”。中醫(yī)很多抗癌藥，他認為都是“忽悠”。西醫(yī)很多昂貴的“特效藥”，他也不以為然。所以，他才會給我這樣這么一個忠告。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腫瘤患者使用了化療。毫無疑問，化療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樣沒有疑問的是，化療也有很多失敗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優(yōu)點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過去幾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發(fā)現(xiàn)，用化療對付腫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卻大大超過人們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臨床的化療藥物，殺死的正常細胞遠遠超過它們殺死的癌細胞，結果導致病人普遍地出現(xiàn)感染、發(fā)燒、脫水、嘔吐、厭食和全身衰竭。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化療副作用的實際發(fā)生率要比臨床試驗預測的水平高３至４倍，而沒有化療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療的比例反而較低。這一結論是在調查了至少3.5萬名經(jīng)過化療的癌癥患者后得出的，所以應當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另外一項研究則發(fā)現(xiàn)，化療或者放療甚至還在導致癌細胞的加速擴散轉移。
在國內，不少醫(yī)學專家表達了幾乎同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化療在治癌的同時可能導致新的癌癥。很難在臨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證據(jù)支持這一觀點，但是我卻發(fā)現(xiàn)，類似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湯釗猷教授的實驗室中。湯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yī)院肝癌研究所所長，同時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墒撬麉s發(fā)現(xiàn)，盡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卻沒有明顯提高。于是，他開始檢討自己的治療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湯釗猷教授在醫(yī)學前沿論壇上提醒他的同行，手術、化療和放療這一類傳統(tǒng)療法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們在“治癌”的同時“也可能致癌”。
湯釗猷教授連續(xù)15年的研究令人驚訝地證實，某些手術，尤其是那些已經(jīng)錯過根治的最佳時期、只是勉強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發(fā)殘癌細胞的侵襲轉移。在另一項動物模型研究中，他還發(fā)現(xiàn)，肝癌小鼠接受放療的2天內，癌細胞停止生長，可是等到30天后，癌細胞迅速顯示出肺轉移傾向，居然比那些未經(jīng)放療休養(yǎng)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躍。
這是小鼠，人會怎樣呢？湯釗猷教授沒有斷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個字。我以自己見到的癌癥患者來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湯釗猷教授實驗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轍。
也許正是由于有了這些研究結果，美國臨床腫瘤學協(xié)會才會在2006年洛杉磯年會上指出，腫瘤患者根本就無需采用化療。在臨床治療的領域里，即使是化療的最堅定的維護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治療手段。它能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在肆意摧殘病人的健康細胞。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而在于，化療的結局不論成敗順逆，其潛在邏輯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認定癌細胞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將其徹底剿滅。為了殺死一個癌細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殺得吃了就吐，滴水難入，全身衰竭，羸弱不堪。這不符合我剛剛建立起來的理念：癌癥不是絕癥，只不過是個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論持久戰(zhàn)”，甚至是“與癌細胞和平共處”。任何速戰(zhàn)速決、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種奢望，其結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馮奉儀大夫是腫瘤醫(yī)院胸內科的資深醫(yī)生。所以，我做好準備聽她大講一番化療的好處�？墒俏液芸炀桶l(fā)現(xiàn)，馮大夫不是這種有偏向的人。她在對病人敘述化療的好處時，不會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療的事實，同時還能以相當專業(yè)的立場，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實表述得異常清晰。這一切對我做出正確決定至關重要。
她先是閱讀我的肺切除手術病歷，然后聽我敘述發(fā)病的全過程。沒想到，這位胸科專家被我的腦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著那個乒乓球似的陰影，又抬頭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滿是疑惑，似乎不相信這個病人現(xiàn)在還能坐在這里清晰地陳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轉到那堆膠片之后，她很快發(fā)現(xiàn)我的顱內病灶已經(jīng)明顯縮小，忍不住連聲說：“有意思。”同時把膠片一一攤開，招呼她的幾位學生過來：“你們看。”
“多長時間了？”她再次印證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過什么治療嗎？”她又問。
“你是說在開胸手術前？”我反問。
“對。”
“沒有。”
“就是說你沒有對腦子病灶采取任何治療？”她將信將疑。
“喝牛筋湯算嗎？”我說。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這是用不著回答的問題。讓一個西醫(yī)專家說，牛筋湯能殺腫瘤，那就好比讓一個天文學家說，螞蟻能讓太陽消失。
馮大夫的專長并非神經(jīng)科，可是，我的“腦瘤”的如此樂觀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足以讓她認定，這是一個孤立現(xiàn)象，不是“轉移瘤”。進而斷定，我的肺部腫瘤尚未轉移，因而屬于“早期”。
一個胸內科專家如此明確把我的肺癌和腦瘤分別對待，這是第一次。
我覺得松了一大口氣：看來我基本上可以擺脫“晚期”的困擾了。
我試探地提出那個最急切的問題：“還需要做化療嗎？”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療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問，“我現(xiàn)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處？”
“像你這種情況，可以把治愈率從60%提高到62%。”
這答案既清晰又精確。然而她還是擔心我不明白，接著解釋，醫(yī)生所說“治愈率”，更專業(yè)的說法叫“臨床治愈率”。癌癥患者經(jīng)過治療后，在五年之內沒有再發(fā)現(xiàn)可見的轉移或復發(fā)病灶，叫“五年存活”，在醫(yī)學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術后的“五年存活率”為60%。而手術之后再做化療的病人，可以把這個數(shù)字提高到62%。
“提高兩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平均統(tǒng)計數(shù)。”她盡可能客觀地向我表述化療的作用。然后，用征詢的眼光看著我，等待我的決定。
“那我還是不做了吧。”我說，“冒那么大風險，只為兩個百分點，好像不值。”
馮大夫所說“60%的5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聽到。可以說，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還聽說，這個數(shù)據(jù)涵蓋了全世界迄今為止全部的治療成果。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現(xiàn)代醫(yī)學的“生死簿”，而非閻王老爺?shù)?ldquo;生死簿”。
一種藥物的療效如果真正科學可信，它就應該具有足夠多的臨床病例統(tǒng)計，并且加以對照。比如說，我們在一項臨床試驗中，將2萬個完成全切除手術的肺癌患者分為兩組，每組1萬人。其中一組采用化療，而另一組不化療。最后我們可以在“化療組”中得到6200個存活5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療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們就可以說，“治愈率從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認為這場試驗的結論可以到此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從理論上說，“62%的五年存活率”，同時意味著還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這是一個“平均數(shù)”，那么實際的進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異性。具體到“化療組”的每個病人，都有更多的生的希望，也有更多的死的危險。醫(yī)學所謂把“5年存活期”提高兩個百分點，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現(xiàn)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療組”中那“未能存活5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沒有采用化療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5年以上”呢？換句話說，化療在延長了一些人的生命的同時，是否也縮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從60%提高到62%”這個數(shù)字雖然在統(tǒng)計上沒有錯誤，卻有極大可能掩蓋了另外一個事實：化療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險。
我曾把這個問題問過很多醫(yī)生，可惜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答案。
我對醫(yī)學完全是個外行，要想為這樣的疑問找到答案，也只能依靠邏輯和常識。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對前述那次臨床試驗做一個假設：“10000人的化療組”中有200個人原本是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卻因為化療摧毀了體內的免疫系統(tǒng)，導致并發(fā)癥，或者是全身衰竭之類的問題——這是我們在癌癥患者臨死之前常見的現(xiàn)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時還有另外200人經(jīng)過化療把生存期延長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終結果還是“3800：6200”。
“治愈率從60%到62%”的結論沒有改變�？墒蔷唧w到每個病人，“化療”的結果就不會是一個，而可能是三個：
1,延長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得到了回報。只不過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機會。
2,沒有延長也沒有縮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錢和受罪之外，一無所獲。根據(jù)統(tǒng)計，這種可能性很大，達到98％，也即本來就該活的60％，再加上本來就該死的那38％。
3,縮短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的結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種結果，迄今為止沒有人能給我們確切的統(tǒng)計，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醫(yī)生診斷疾病時常用的那個詞：“不排除”。
從統(tǒng)計學的角度來看，第三種結果和第一種結果的概率應當是正相關的——在平均數(shù)“62%”不變的情況下，“延長存活期”的人數(shù)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著“縮短存活期”的人數(shù)會相應地增加和減少。
我猜想，馮大夫應當是考慮過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會對我說“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數(shù)醫(yī)生不是這樣。他們的問題在于，當他們把化療這種治療手段擺在病人面前時，只不過描述了“生的希望”，卻不能表述“死的危險”，也不能讓病人清晰地意識到多種可能性。
換句話說，如果我選擇成為“化療組”中的一員，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為幸運的人——原本活不過五年，結果是延長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錢受罪，卻根本不會改變本來的結果——該活還是活，該死還是死；當然還有可能成為更倒霉的人——原本還能多活幾天，結果卻弄巧成拙，花錢受罪還找死。
所以，當醫(yī)生們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療方法的效果時，我們必須徹底弄清他們的話到底意味著什么。
16個月前，醫(yī)生們告訴我必須實施開顱手術。那時候他們認定，我的腦袋里長了腫瘤。“惡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即使有，也不超過2%。我還記得醫(yī)生們當時堅決主張立即手術的理由：“作為醫(yī)生，我們不可能考慮一個2%的可能性，而放棄98%的可能性。”
現(xiàn)在，在談論化療的時候，醫(yī)生告訴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這話的潛在含義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這前后兩個2%，如果分開來看，醫(yī)生說得都不錯，在病人聽來也是理所當然。可是我們如果把它們合起來加以對照，就會發(fā)現(xiàn)，這里面有一種頗為奇特的邏輯：同樣是“2%”，在前一種情形中，醫(yī)生“不可能考慮”；在后一種情形中，它卻成了醫(yī)生出手下藥的理由。同樣是“98%”，在前一種情形中，醫(yī)生可以力主采取堅決措施，而在后一種情形中，卻又可能完全被漠視。
所以，我決定不化療。
我不是第一次“拒絕治療”。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經(jīng)拒絕了開顱手術，拒絕了腦穿刺，拒絕了“控巖散”，拒絕了一些所謂“抗癌新藥”。同時，我并沒有拒絕所有的治療，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術。這樣看來，我并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拒絕過度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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