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節(jié)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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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的生活又回到過去的時候，外面的世界正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他記得自己對于發(fā)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劇變表現(xiàn)得“無動于衷”：“我成長于60年代，但是我跟我其他朋友不同，我從來對“花的力量”或者越南抗議那些不感興趣。我的興趣一直都是電影。”在1978年接受《滾石》雜志的采訪中，他說：“我從沒參與過毒品文化。我從來沒吃過致幻劑、迷幻藥、可卡因之類的東西，我這輩子大概只抽過三支大麻煙，但我就這么度過了整個的毒品文化時期。我的幾個朋友癮可大了。其他人在那里爬墻的時候，我寧愿坐在房間里看電視。我一直很怕吸食毒品。我總是害怕失去對自己的控制……我從來不接觸毒品的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它會徹底控制住我。”
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斯皮爾伯格喜歡的電影風格是大衛(wèi)•里恩和阿爾弗雷德•希區(qū)柯克的古典主義，而非讓•呂克•戈達爾和丹尼斯•霍珀的破壞偶像主義，他本身的“退縮”特質讓年輕時代的他始終不能成為社會活動家。盡管如此，他還是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加具有社會意識。
斯皮爾伯格和麥克•奧古斯丁對民權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共鳴，更有甚者，奧古斯丁回憶說：“我們希望變成黑人。我們希望把自己跟人們不喜歡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我覺得老一代的一些想法必須淘汰，史蒂文也有這樣的感覺。”奧古斯丁知道史蒂文的猶太人身份，也知道正是因為他在學校里是少數民族，所以他對歧視特別敏感，因而在1985年斯皮爾伯格拍攝了描寫美國黑人的電影《紫色》的時候，他是少數幾個沒有覺得驚訝的人之一。他們的文化英雄倫尼•布魯斯曾斷言：“黑人都是猶太人。”斯皮爾伯格和奧古斯丁一直聽倫尼•布魯斯的錄音帶，尤其是他的《團結》專輯，他們模仿他嬉皮、破壞偶像主義的態(tài)度。讓他們印象最深的新電影是斯坦利•庫布里克1964年的黑色喜劇《奇愛博士》，這部電影描述的是戰(zhàn)爭和核毀滅的瘋狂。
奧古斯丁說：“他吸引我，讓我成為他朋友的原因是我總是對那些生活中有許多煩惱的人產生同情和愛。他需要有人成為他的朋友，需要有人為他站出來。我記得大家對他說過很多不好的話，我就會說：‘你怎么了，你是受害者嗎？’我用幽默的方式讓他開心起來。”
斯皮爾伯格回憶起自己在薩拉托加的日子，他說：“我不明白為什么我跟別人那么不同，為什么我會被孤立。我就開始懷疑是不是因為我是猶太人。”奧古斯丁記得：“有一次和史蒂文談起為什么猶太人會碰到這么多麻煩。他曾經問我：‘為什么我們會有這么多困擾？沒人告訴我答案。我問我父母，我問了所有人。我們一定是做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才會這樣。’問題并不是為什么我有這么多困擾，而是我們確實有這么多困擾。史蒂文很了解猶太人的歷史，全部歷史。他跟我說了馬察達的故事，告訴我（公元73年，為躲避羅馬人的迫害），猶太人在馬察達是怎么跳崖自殺的。他說：‘這是事實，猶太人真的這么做了，而我也是猶太人。’我說：‘別這樣，史蒂文，開心點。’我們都會說：‘史蒂文，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近發(fā)生了什么事呢？’他總是糾結于歷史久遠的（猶太人身份）。
“我問他做猶太人的感覺是怎樣的，因為我從來不認識什么猶太人。他光明節(jié)的時候邀請我去他家。他帶我去參加他們的慶典活動。吃過晚飯，他母親和父親就吵起來了。我被夾在中間。他指著他們說：‘這就是成為猶太人的感覺，你今天多喝了一杯酒，所以就可以對另一個人大呼小叫。’我們一起離開他家。我看到史蒂文有點尷尬，所以就走了。”
奧古斯丁覺得史蒂文因為父母的婚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的父母雖然已經走到了婚姻的盡頭，而且對對方很生氣，卻還是忠于對方。說起這個，根據奧古斯丁的描述，史蒂文覺得他父母的宗教信仰很“虛偽”，因此對于猶太教就會有所爭議，猶太教究竟“是否真正的宗教呢，也許人們可以談論它，可以進行宗教儀式，但是卻無法在現(xiàn)實生活中實踐。這可能就是為什么他不接受猶太教是一種宗教。史蒂文跟我很像，他對其他宗教很感興趣。他和我跟其他同學一起去參加天主教彌撒”。
在倫尼•布魯斯、迪克•格里高利、斯坦•弗雷伯格和對基督教大不敬的《幽默》雜志的影響下，奧古斯丁和斯皮爾伯格開始覺得嘲笑式的模仿是對付偏見的最好方式。奧古斯丁是奧地利和德國人的后代，他說他和斯皮爾伯格在一起開玩笑的時候，“有時候他會扮演猶太人，而我扮演納粹。有時候他扮演納粹而我扮演猶太人。他非常擅長扮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先生（德語）’。他用德國口音說話，就像個演員一樣，說：‘你這只豬！’我們會用很幽默的方式來做這件事”。唐•舒爾說斯皮爾伯格對納粹主義很“著迷”，在他凌亂的臥室里還有一頂正宗的納粹頭盔。
斯皮爾伯格在高中時對納粹的黑色幽默是他身為猶太人發(fā)泄對納粹的憤恨和內心痛苦的渠道。嘲笑那些禁忌的東西，以及用黑色喜劇來表現(xiàn)大屠殺讓他緩解了一些痛苦。尼采說：“笑話，是情緒的墓志銘。”在猶太人和納粹之間快速的角色轉變中，斯皮爾伯格在那段迷惑、痛苦和自我厭惡的糟糕時期里隔離了自己情緒上的感覺。這個孩子覺得“身為猶太人很恥辱”，“希望自己不是猶太人，卻仍然想保留自己想成為電影制作人的巨大熱情”。他也許有種強迫的想法，想要將自己代入敵人的角色里。
斯皮爾伯格離開鳳凰城后，他自己回憶道：“我的生活改變了，我度過了兩年沒有電影的時光，我想離開高中，想拿到好的成績，進入大學。對于學習我是相當認真的。”盡管他在一個新的城市里念畢業(yè)班，這讓他很難再去找一件像制作《火光》那樣很有熱情的事情，但他在薩拉托加的那一年并沒有完全放棄對電影制作的熱情。他利用拍攝學校橄欖球賽的機會練習拍攝技巧，他還制作了另外兩部電影，雖然是低成本的電影，但是卻充滿了想象力。
肯尼迪總統(tǒng)遇刺事件是發(fā)生在斯皮爾伯格在鳳凰城念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這對嬰兒潮那一代的人來說是一個轉折性的事件，這意味著他們的政治清白徹底終結，也是民眾對美國政府不信任的開始。斯皮爾伯格和奧古斯丁是過世的肯尼迪總統(tǒng)的忠實擁躉，希望找到一種方法來表達他們對于刺殺事件的痛苦和憤怒之情。“我有一張木制的肯尼迪搖椅，”奧古斯丁回憶說，“這張椅子是為1964年選舉制作的，就在肯尼迪總統(tǒng)遇刺后推出市場。你給它上好發(fā)條，它就會播放《快樂的時光又回來了》這首歌。我把它拿給史蒂文看，他覺得這個很諷刺，因為這是在總統(tǒng)遇刺后制作的東西。他覺得人們應該看到這里面的諷刺性。”
在奧古斯丁的幫助下，斯皮爾伯格為這張搖椅制作了三分鐘的音樂短片，把黑色幽默制作成對于肯尼迪總統(tǒng)的挽歌。“他在自家外面的麥田里迎著日落拍攝這個鏡頭，”奧古斯丁說，“我拿著紙箱或纖維板在麥田上晃來晃去，制造波紋效果。那張搖椅在恐怖且悲傷的樂曲聲中慢慢搖動直到停下。”
斯皮爾伯格還做了一個關于高年級校外活動日的滑稽紀錄片，這是薩拉托加每年一度的畢業(yè)班活動，他們會去圣克魯茲附近的海灘玩。這個紀錄片風格很像馬克•森內特，鏡頭里的學生們在五月涼爽的一天外出游玩，在沙灘上嬉戲，玩搭金字塔游戲和進行吃派比賽，結尾的時候還有幾個在校園里拍攝的鏡頭。
斯皮爾伯格并沒有解釋為什么他拍了一些幾個同學畏畏縮縮地看著藍天的鏡頭。他剪輯影片的時候，還調皮地用阿爾弗雷德•希區(qū)柯克的電影《群鳥》做了個惡作劇，他做了一組切換鏡頭，將“俯沖”的海鷗和同學在沙灘上做出畏縮表情的鏡頭放在一起。在這些人中間，有一個人就是曾經折磨過斯皮爾伯格的孩子。這部電影在1965年6月18日到19日在森尼維耳市的英勇騎士餐廳里舉行的通宵畢業(yè)派對上播放了好幾次，斯皮爾伯格以為那個孩子看了這個片段后會很生氣。但是那孩子在看過電影之后“變成了另一個人”，斯皮爾伯格回憶說：“他說電影讓他笑死了，他希望能夠對我了解更多。”
8
1965年3月8日美國海軍登陸峴港后，越南這個國家進入大家視線，兵役問題讓斯皮爾伯格班里的孩子籠罩在一片烏云中。高中畢業(yè)班的學生們不得不同時面對升學問題和兵役問題。
兵役的法律規(guī)定年輕人到了十八歲就必須登記注冊兵役系統(tǒng)。斯皮爾伯格在薩拉托加度過了他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在那年里，也就是在1964年12月他年滿18歲，也必須登記注冊。他喜歡把自己的故事說得很好聽，所以他的說法讓人瞠目結舌，他說他第一次接觸義務兵役制度的幾個月后，他在《奇愛博士》的首映第一周的周末在圣何塞看到了這部電影：“我姐姐拉上我爸爸，拿著義務服兵役的信封跑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成為1-A，有資格當兵。對于可能要去越南這種可能性我覺得很煩惱，因為我得再看一次《奇愛博士》來好好欣賞它，那時候我才意識到這是多棒、多怪異的一部作品。”
斯皮爾伯格在高中畢業(yè)那年對政治沒什么興趣，相較之下他更喜歡研究種族歧視問題，他對參軍是毫無興趣的。他沒有和奧古斯丁還有其他朋友一起在1965年春天在舊金山加入反對林登•約翰遜、反對戰(zhàn)爭的運動中去，但是根據奧古斯丁所說，斯皮爾伯格在那時候的確有反戰(zhàn)的情緒，在對美國侵略越南的質疑聲中，他是站在前列的。說起他選擇去加州大學長灘分校，而不是把所有時間都花在環(huán)球影業(yè)，他有一次說道：“我去那里上大學是因為可以不用去越南。如果沒有兵役制度，我很可能根本不會上大學。”
對于大學的選擇，斯皮爾伯格的首選是南加州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電影學院，但是現(xiàn)在回溯到那時候，會很諷刺地發(fā)現(xiàn)他同時被這兩所學校拒絕，因為他的成績并不出眾（他還錯過了其中一場大學入學考試，因為他的朋友丹•胡博伊的德索托老爺車在他們要趕去圣何塞州立大學參加考試的早上壞掉了）。“史蒂文的成績不好，他很難過，因為他沒法去上（南加州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里的）特優(yōu)班了。”舒爾回憶說。即便是后來查克•希爾福斯去兩間學校斡旋，最終也沒有成功。
希爾福斯和其他業(yè)內人士一樣，有時去南加大講課，他回憶說：“我打電話給南加大的赫伯•法默。赫伯在電影學院擔任協(xié)調員很多年，他也是我的朋友。我向他解釋了具體情況。我說我認識這么個孩子，想讓他來南加大的電影學院。但沒成功。名額已經滿了。而且未來好幾年的名額也都滿了。”
1965年春季，據舒爾說，斯皮爾伯格“準備執(zhí)行二號計劃”。也就是說只將大學作為一個掛名的地方，同時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打入電影圈。“許多人爭相討論著他們準備去什么大學，”基恩•史密斯說，“斯皮爾伯格說：‘我要去長灘州立大學。’我大吃一驚。我覺得他那么聰明怎么可能只去一個州立大學呢。他說他的成績不夠上南加大，而長灘州立大學也有很好的電影藝術系。”事實上，長灘州立大學當時根本沒有電影系，只是在廣播電視系里會教授一些電影課程。但是長灘州立大學對斯皮爾伯格來說有很吸引他的一點：那是在南加州，距離環(huán)球影業(yè)不到一小時車程。斯皮爾伯格可以平常忙學校里的事情，既可以避免服兵役、讓他的父親放心，同時又可以花時間跟環(huán)球影業(yè)里的人接觸，并繼續(xù)做自己的電影。
顯然斯皮爾伯格希望能夠有更多不用去服兵役的保障，以防他無法進入大學并失去他的學生延期服兵役機會。在1978年《滾石》雜志為斯皮爾伯格撰寫的小傳中，克里斯•霍登菲爾德寫道：“心理醫(yī)生讓他避免了去越南的可能。”
“我去見了心理醫(yī)生，主要是不想去軍隊，當時我已經18歲了。”斯皮爾伯格這么告訴霍登菲爾德，“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我其實沒有問題，我見心理醫(yī)生的時候不需要他幫我解決什么問題。所以我只是跟他談話。有時候我覺得心理醫(yī)生在長時間的談話中顯得不耐煩了，因為他會坐在那里抽煙，而我坐在另一邊無話可說，所以我還記得那種感覺。盡管這樣，我還是支付了每小時50美元的費用，這是我讓他開心點的方式。所以我一周去一次，為了那55分鐘編造故事。有時候坐在他的診室沙發(fā)上侃侃而談出來的故事給了我很多電影的靈感。我會將這些畫面描述給他聽，測試他的反應……我覺得我的電影里多多少少會摻雜了許多我在這些即興對話中所產生的想法。”
逃避當兵也許不是斯皮爾伯格去見心理醫(yī)生的唯一原因。他在薩拉托加即將年滿18歲的那一年里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從這些治療當中所學到的是“我絕不可以失去控制。我覺得那樣的話我就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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