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節(jié)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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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鄭州遭到毛澤東痛斥
陳伯達回憶河南嵖岈山之行說：“沒有幾天，毛主席來電話指示，不要住太久。我們一些人在短短幾天就離開了�！�
毛澤東給他們的電話，是從鄭州打來的。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后來被人們稱為“第一次鄭州會議”。
毛澤東選擇鄭州作為開會的地方，是因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fā)源地，此次會議開始研究人民公社化運動所產生的一些“左”的錯誤。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回來，為的是出席會議。
陳伯達從嵖岈山一回來，就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且這次批評相當厲害。會議結束時所發(fā)的紀要中，有一段話是不指名批評陳伯達的：
……同時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廢除商品生產和等價交換是違反客觀經(jīng)濟發(fā)展規(guī)律的。中國的商品生產很不發(fā)達，現(xiàn)在不僅不能消滅，而且應該大力發(fā)展。人民公社應該在發(fā)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多搞商品生產，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
陳伯達受到毛澤東如此嚴厲的批評，相當狼狽。關于他為什么會受批評，他在晚年作了回憶：
從嵖岈山到遂平縣里那天晚上，一個會計（似乎很年輕）說了這樣一件事：“我們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漢交換機器，這是‘產品交換’�！�
到鄭州后，我和同去的張春橋見毛主席，當還沒有正式匯報之前，作為閑聊，我說了那會計把沙子換機器叫做“產品交換”一事。毛主席一聽，就馬上插上我的話，說：“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了！”
其實，這是毛主席一時誤會了。當時還沒有開始正式匯報，我在那瞬間只是閑說那個會計的說法，并沒有表示我主張什么。
當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問題》一書，我也看過。但是，對這樣極端復雜的問題，直到現(xiàn)在，我頂多只能開始進幼稚園長期刻苦學習，當時怎么可能信口開河呢？
不知怎樣的，毛主席當時對我說的話，竟然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我覺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確處于很狼狽的狀態(tài)。有兩位地方同志或許知道我當時說話的經(jīng)過，到我的住處看一下我，那時真使我感激不盡。
陳伯達所回憶的遭到毛澤東批評之后的惶恐、孤立的心情、處境，是十分真實的。毛澤東的批評，使“理論家”一下子貶值了，如同得了瘟疫一般，人們見他躲之不及，退避三舍。
在那“左”浪滾滾來的歲月，陳伯達跳得很高。他忙于搶浪頭、趕時髦，在“發(fā)明”了人民公社之后，他還想繼續(xù)有所“發(fā)明”。他主張“取消貨幣”，他主張“取消商品經(jīng)濟”。那位會計所說的“產品交換”，正符合他的心意，他是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向毛澤東匯報的。
他完全“疏忽”了，腦袋也曾熱過一陣的毛澤東，此刻已看出人民公社化中的種種過熱現(xiàn)象，他已開始著手降溫，糾正“左”的偏差、“左”的錯誤。正在興頭上的陳伯達，被毛澤東澆了一盆冷水！
坐在一側的張春橋，把毛澤東對陳伯達的當面批評句句牢記，立即作為“新動向”向柯慶施匯報。消息很快從柯慶施那里傳出，成了轟動性的新聞，誠如陳伯達所言，“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
1980年第1期《戰(zhàn)地》雜志，曾發(fā)表李銳的《懷念田家英》一文，其中談及鄭州會議的情景：
陳伯達發(fā)表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謬論，遭到毛主席嚴厲的批評指責。摔了這個筋斗，陳伯達痛苦之至，我們毫不同情。
到了1958年11月9日，事態(tài)變得益發(fā)嚴重。毛澤東這天在鄭州寫了一封《致中央、省市自治區(qū)、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公開信，不點名地狠狠批判“號稱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家”的陳伯達。此信作為中央文件印發(fā)全國，一時間，對陳伯達的批判擴大到中共各地黨組織。
毛澤東批判陳伯達的信，全文如下：
同志們：
此信送給中央、省市自治區(qū)、地、縣這四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同志們。
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jīng)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于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jié)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要聯(lián)系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革命和經(jīng)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jīng)濟工作�，F(xiàn)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家的同志，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jīng)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F(xiàn)在需要讀書和辯論，以期對一切同志有益。
為此目的，我建議你們讀這兩本書。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lián)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鄉(xiāng)級同志如有興趣，也可以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
毛澤東
1958年11月9日于鄭州
讀了毛澤東的信，陳伯達猶如身處懸崖邊緣！
說實在的，陳伯達號稱“理論家”，其實對于馬列主義并未真懂。有人曾指出，陳伯達沒有通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快結束時，對陳伯達說：“你馬列主義沒學好，你到廣東去向陶鑄同志學習！”這一句話，如同一記耳光，打在陳伯達臉上。
“理論家”的雙頰在發(fā)燒。盡管他已是《紅旗》的“大掌柜”，居然“馬列主義沒學好”！盡管他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可是只消毛澤東一句話，便足以使他從懸崖上摔下來。
他明白，他這一次挨批，原因在于沒有“跟緊”：當毛澤東已經(jīng)著手糾正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左”傾錯誤時，他還在那里搞極左！
在鄭州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再次命陳伯達與張春橋同行，“會后出征”，前往山東范縣。這又一次表明毛澤東對于上�！靶滦悴拧睆埓簶虻目粗�。
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在1958年11月4日編印的《宣教動態(tài)》第134期上，刊載的《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那是山東范縣人民公社黨委（縣委）第一書記謝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縣共產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萬人大會上，所作的關于范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guī)劃報告�！缎虅討B(tài)》第134期刊登了這一報告的摘要。其中這么寫及：
農業(yè)生產萬斤化。規(guī)劃提出1960年糧食作物種植15萬畝，保證畝產2萬斤，爭取3萬斤，共產39億斤；棉花種植15萬畝，保證畝產籽棉1.5萬斤，爭取2.5萬斤，總產22.5億斤；花生種植15萬畝，保證畝產5萬斤，爭取8萬斤，總產75億斤；甜菜種植5萬畝，保證畝產3萬斤，爭取5萬斤，總產15億斤。今年的水利要實現(xiàn)河網(wǎng)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園化，灌溉自流化、標準化，1960年達到灌溉電氣化、自流化。到那時：田間耕作用機器，灌溉自流用電力；糧食畝產好幾萬，堆大敢與泰山比；棉絮開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豐收一年頂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這一報告還說：
豐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到那時：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毛澤東看罷，頗為興奮，于1958年11月6日寫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后出征，以為如何？
毛澤東
11月6日上午9時
此后，1959年1月，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又前往廣東、福建考察人民公社生產情況。
1959年1月18日，陳伯達請中共福建省委轉交毛澤東并中央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在考察廣東、福建兩省部分地區(qū)農業(yè)生產情況時得出的一些看法：
（一）現(xiàn)在除了應推廣密植的方法到那些還是稀植的地區(qū)外，還應注意密植的適當程度，根據(jù)不同的土質、氣候等條件，密植程度應有不同。
（二）深耕程度應照顧地方的不同條件，在不同地區(qū)、氣候和季節(jié)，應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
（三）應將糧食底子向群眾公開，節(jié)約用糧。力爭豐年吃好，歉年吃飽。
（四）不論生產或生活問題，都應反復同群眾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單方面獨斷。不要勉強群眾去做他們不愿意做的事情。
（五）去年大躍進，有些地方提出要壓這個、跨那個的口號，這樣做并不一定會使自己成為先進，并且往往會使自己陷于落后。
（六）今年這里的農業(yè)生產指標，可以考慮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爭超過，不要提得過高。報紙公布去年完成的數(shù)字，也應該是嚴肅的。
（七）公社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關于勞動組織、定額和報酬的生產管理制度。
1959年1月25日，毛澤東就印發(fā)陳伯達關于人民公社生產方面幾個問題的來信寫了批語：
小平同志：
此件請印發(fā)到會各同志。同時，發(fā)給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作參考。
毛澤東
1月25日
195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把陳伯達的這封信轉發(fā)給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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