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節(jié) 第六章
-
劉伶醉酒
名士放歌須縱酒。每到夜半時分，洛陽城內(nèi)總是回蕩著這古樸而神秘的琴音，它怨恨凄惻如幽冥鬼神，抑揚頓挫似戈矛縱橫。
彈琴的人就是魏晉時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傳，嵇康曾夜宿洛陽西南的華陽亭，一位神秘過客將這首神曲《廣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囑嵇康絕不能傳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儀的主人。
古書上說，嵇康為人“肅肅如松下風”，酒醉時傾倒若“玉山之將崩”。因才華出眾，嵇康年少時便成為名聞遐邇的大名士，他雖然官拜中散大夫，卻無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間。
在距洛陽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臺山，嵇康常常來此悠游盤桓，撫琴長嘯。與他一道交游來往的有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們無一例外名聞京師。因為七人常在云臺山下的一片竹林聚會，人稱“竹林七賢”。對于他們，竹林仿佛是一片凈土，七賢在此對酒當歌，吟詩作賦。他們褒衣博帶，寬袍大袖，酒酣耳熱之時，或袒胸露背，或脫帽棄幘，不拘禮法。
竹林七賢的共同愛好是飲酒，酒幾乎成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
史載 , 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過，喝酒故事最多的還是劉伶。有記載，劉伶飲酒一旦來了興致，會在家中脫衣裸體，放達自樂。登門拜訪的人譏笑他有失體統(tǒng)，劉伶不以為然，醉眼朦朧地說道：“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諸位為什么鉆進我的褲襠里來？”
為什么魏晉時飲酒之風如此盛行呢？這其中既有對生命強烈的留戀，也有對死亡突如其來的恐懼。
正始元年（240 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與元老司馬懿一道輔政。曹氏與司馬氏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249 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開洛陽至高平陵掃墓之機，起兵政變，并控制了京都。
在隨后的大規(guī)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殺者多達數(shù)千人，天下震動。從此以后，司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軍政大權。
殘酷政治斗爭帶來的死亡恐懼，深深地籠罩著名士階層。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梁滿倉
一些知識分子有意避開復雜的政治斗爭，去竹林尋找一方凈土韜光養(yǎng)晦。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代表人物。
嵇康為曹魏宗親，娶長樂亭公主為妻；山濤則與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則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七賢的出身志向雖然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選擇了在竹林飲酒來躲避政治風險。只有竹林這片凈土，可以稍稍遮蔽腥風血雨。
玄學和清談。仔細看來，畫像石拓片《竹林七賢》上除了七賢以外，還多了一人，與坐姿散漫、赤腳露腿的七賢完全不同。
這位與七賢“同處一室”的人名叫榮啟期，是春秋時代的隱士。他為什么會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晉名士做竹林之游呢？
榮啟期的思想行為跟竹林七賢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們比較反感的都是原來中原地區(qū)傳統(tǒng)的儒學和禮教，非常崇尚玄學和清談。
相傳，榮啟期精通音律，博學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自得其樂。他與七賢同屬“士”這個階層。
士的產(chǎn)生可以追溯到西周，當時世卿家族中有了不世襲的家臣，這是最初的士的來源之一。隨著春秋時期卿大夫勢力的崛起與壯大，養(yǎng)士之風大盛。士在軍事上可任作戰(zhàn)骨干，政治上可任中下級官吏。
士往往以天下為己任，有著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他們或縱橫捭闔，游說諸侯；或授徒立說，影響后世；或避實就虛，出奇制勝；或舍生取義，刺殺獨夫。
到了漢代，隨著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儒學成為社會思想主流，士的言行建議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士開始成為獨立的知識群體，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并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東漢末年，朝綱大壞，士大夫通過品評人物來推薦人才，批評時政。漢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繼承了士大夫清議之風�？兹诳吹讲懿賿短熳右粤钪T侯，破壞綱紀，士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評曹操的倒行逆施。建安十三年（208 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滿門抄斬。政治的殘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本原。
曹魏時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一批名士，以《老子》《莊子》和《易經(jīng)》為文獻骨架，會通儒道，開創(chuàng)了玄學思想。他們追問本與末、有與無、體與用、性與情、形與神、名教與自然等天人之際的各種問題。
應該說玄學家是帶著自己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這場討論的，他們借用清談的形式圍繞著這些問題所發(fā)表的各種看法，與其說是對純粹思辨哲學的冷靜思考，不如說是對合理社會存在的熱烈追求。
借助玄學與清談，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氣節(jié)，又能擔負起士的責任。
然而，理想與現(xiàn)實難以兩全。隨著曹氏、司馬氏兩大集團斗爭日趨白熱化，士人已經(jīng)無法置身事外。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繼續(xù)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轉而投靠司馬氏。
出身上等世族的鐘會就是依附司馬氏的受益者。鐘會是曹魏太傅、著名書法家鐘繇之子，自幼才華橫溢。他只比嵇康小兩歲，卻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風采。鐘會寫了篇《四本論》，討論人的才能、稟性的同異離合問題，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鐘會懷抱文章來到嵇康家門口，又猶豫起來，最后，在戶外遠遠地將文章擲入，就轉身急急忙忙跑了。
此時，司馬氏集團勢力如日中天，甚至凌轢王室。盡管如此，“性直狹中”的嵇康卻依然選擇了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
據(jù)《晉書》記載，嵇康是一位打鐵高手。每至紅爐高燒、烈焰飛騰，慷慨的琴聲便與嵇康的錚錚鐵骨相互碰撞，回蕩在竹林里。
這一天，嵇康正掄著大錘打鐵，鐘會來了。這位曹魏謀士雖已是司馬昭的寵臣，但他仍想結交這位竹林名士。
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這位朝廷紅人，獨自掄錘打鐵，旁若無人，把鐘會晾在一邊。兩人沉默僵持良久，只聽見鏗鏗鏘鏘的打鐵聲。直到鐘會忍不住轉身要走，嵇康終于說了一句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不甘示弱，回敬道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兩位玄學家的交鋒似高手對決，一招之間兔起鶻落，勝負立判。這段對話就此成為經(jīng)典 , 千年以后似乎還能聞到當時盛極一時的玄學氣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樓勁
玄學極大地推進了當時中國人的思維水平，使得我們在理論上的徹底性、理性化、規(guī)范化的程度都大大提高。我們今天可以很負責任地斷定，當時的名士在思考、思維路徑上，在思維結論上所達到的高度上已經(jīng)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當時名士們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動叫作清談。嵇康領銜的竹林七賢大多是當時數(shù)一數(shù)二的談玄高手，他們都崇尚自然而貶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期最富代表性的口號。
嵇康認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確，這個態(tài)度就是反對司馬氏集團的，因為司馬氏集團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種各樣的符合儒家規(guī)范的名，來作為教化�！霸矫潭巫匀弧保⒉灰馕吨梢猿浆F(xiàn)實。
招安名士。隨著司馬氏集團加快篡魏步伐，他們開始對天下名士進行招安。迫于形勢，昔日參與林下之游的名士，一個個離開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當起了有職無權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濤憑借與司馬氏的特殊關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蕩。景元二年（261年），原本擔任吏部郎的山濤馬上要再次升遷，讓誰來接替自己原來的職位呢？山濤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顯示司馬氏集團對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讓嵇康體面地走出竹林。
寒冬過后是桃花盛開的季節(jié)，山濤的引薦在花瓣的飄落中有了明確的答案。山濤字巨源，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用了最嚴厲的辭藻，表明自己的拒絕態(tài)度和立場。嵇康所絕交的，并非山濤個人，而是山濤所代表的司馬氏政治集團。信中所寫的“非湯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種時代的吶喊和抗爭。
嵇康這一口號等于是明確提出了和司馬氏集團決裂。像商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紂的，周公是推行圣王這套政治理念的，這樣一些圣王的所謂功德在嵇康看來，都是不對的。他“非湯武而薄周孔”，連同孔子一道進行鄙薄。這就等于向司馬氏集團所宣揚的東西挑戰(zhàn)：我不支持你。所以這個口號對司馬氏集團篡奪曹魏政權的意圖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一封絕交書讓嵇康與當權者徹底決裂了。云臺山下的竹林里再也聽不到七賢把酒言歡、清談玄理的聲音，只剩下嵇康打鐵、彈琴的蕭索淡漠。
嵇康選擇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間，他走得越來越遠。
這一時期，他創(chuàng)作了《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這是中國古代一組著名琴曲。他寫了一篇音樂理論文章《聲無哀樂論》，對于魏晉清談影響頗大。嵇康認為：喜怒哀樂從本質(zhì)上講不是音樂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樂是客觀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觀的存在；人的哀樂之情遇和聲而發(fā)，和聲起媒介作用。
無論彈琴作曲、為文作詩，嵇康都堪稱大家。他優(yōu)游從容，游心太玄，引領一代清峻、淵遠的玄學風致。
不肯屈身仕進的嵇康，成為洛陽城內(nèi)眾士人追捧的對象，這位大名士公然不與司馬昭合作的決絕自然也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終于，司馬昭除去這個“不識抬舉”之人的機會到了。呂巽、呂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兩兄弟反目成仇，呂巽告弟弟不孝，呂安因此入獄。嵇康因曾為他們調(diào)停，竟然被牽連進去，最終，司馬昭用這個荒誕的理由將嵇康、呂安一并處以死刑。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樓勁
嵇康被殺是因為他反對司馬氏篡權，他要從一而終。一個士人要從一而終，他只能忠于一個政權，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問題。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生地安徽石弓山。
他的溘然離世讓整個士人階層上下籠罩著深深的哀傷。不久后一個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與世長辭，山濤則在朝廷里飛黃騰達。
十四年后，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馬氏的威勢，不得不到洛陽應郡舉，途中，向秀特意繞道山陽嵇康故居憑吊。時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與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時光，不禁悲從中來：“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含淚寫下《思舊賦》。
竹林時代早已結束，世間再也找不到這樣一片凈土。
竹林時期的玄學名士用自己的行為方式，樹立了不向淫威低頭的典范，所以嵇康人格魅力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高的，與后來那些假名士，那種假放達、真縱欲的人完全不一樣，后者不是心里有痛苦，而是完全麻醉了。
最典型者是西晉末期八個曠達不羈之人，號稱“八達”。他們把自己關在小屋內(nèi)，披頭散發(fā)，赤身裸體，連日酣飲。一日，其中一個人來晚了，被關在門外，守門者不讓他進，他便在門外脫光衣服，從狗洞中探出頭來，狂吠不止。
然而政治、社會、思想、文化諸因素早已時過境遷，這些名士的狂放早已沒有了竹林七賢的精神和境界，只是徒具皮毛的東施效顰而已。
西晉末年富可敵國的石崇樂于結交豪門子弟和文人雅士，當時號稱“二十四友”。他們備有舞伎樂隊，時常在金谷園聚會，詩酒宴飲、縱情作樂，極盡人間之歡娛。文士們沉醉于紙醉金迷，炫財斗富之風大行其道。
西晉后期，這些情況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玄學和政治區(qū)分不開，政治家不專心治國，把談玄變成第一要務，導致了清談誤國。
狂放任達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們談玄的場面，也為后人津津樂道。
西晉末年，許多官場中人借清談全身避禍，裝點名士風度。
清談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議論《老子》《莊子》為能事。因為他一直以來身居要職，后進之士無不仿效他談玄，于是形成了整個朝廷矜高浮誕的風氣。時人評論王衍，說他“不以事物自嬰”，不問政事，是個典型的官僚玄學家。正是這個王衍，以三公的身份舉為元帥，最后被后趙石勒所殺。臨死時王衍嘆道：“我們雖不如古人，但如果以前不崇尚玄虛，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 最新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 發(fā)表書評 查看所有書評
-
京公網(wǎng)安備110102020075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