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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句話把他趕回干校

在咸寧，郭小川表現(xiàn)得不錯，他拼命干活，拼命表現(xiàn)。到干校不足半年，他就被“解放”了，“恢復(fù)黨組織生活”，擁有了較自由的身份。他寫信給《人民日報》，要求回報社參加新的革命，無奈已掌管報社的姚文元不喜歡他，他的愿望落空了。

1972年夏天，周恩來對文化部的“文革”運動進行了干預(yù)。他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級以上的干部，統(tǒng)統(tǒng)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養(yǎng)病。9月，郭小川被借調(diào)到國家體委，為正大紅大紫的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寫報告文學(xué)。半年后，一篇題為《笨鳥先飛》的文章發(fā)表了，此文因香港媒體的報道，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在此之前，郭還寫了一首歌頌“文革”的長詩《萬里長江橫渡》，發(fā)表在《體育報》上。文藝界一片喝彩聲，何其芳更說出了“中國詩壇的希望寄予小川同志”這樣的話來。在一種激情洋溢的情緒里，郭小川又參與了反映乒乓球隊生活的話劇《友誼的春天》的劇本改寫。

可到了1974年3月，文化部部長于會泳公開指責(zé)《友誼的春天》是“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一心想洗心革面的郭小川再次被推到了革命的反面。此時，幕后的策劃者則是江青。郭小川和江青其實是老熟人了，兩人在中宣部電影處時，一個是處長，一個是副處長，也正是在那時，江青領(lǐng)導(dǎo)批判《武訓(xùn)傳》和《清宮秘史》，郭的表現(xiàn)讓她很失望，這筆賬一直沒有勾銷。其實郭小川對江青的印象還不錯，他曾對“牛棚”里的朋友說：“江青這個人確實懂得文藝。”

由于江青的一句“郭小川是修正主義分子”，郭被重新趕回了咸寧干校。這一次，對他的打擊更大，干校里的郭小川，有些未老先衰的跡象。此時他身患肝病，意志消沉，面色憔悴，酗酒，因服用過量的安眠藥，每天都顯得昏昏沉沉，始終睡不醒的樣子。他再也不是當(dāng)初那個剛到作協(xié)黨組的年輕人了。

此時，又有一項罪名與郭小川若即若離，那就是“與林彪反黨集團關(guān)系密切”。這倒也并非完全捕風(fēng)捉影。事實上，郭與林彪早就認識，郭夫人杜惠與林夫人葉群關(guān)系密切，杜說“實際上我是她的小朋友”，她們幾乎無話不談。郭對林彪印象也不錯，說林彪善于打仗，具有大軍事家指揮若定的氣派�！芭�林批孔”運動一起，這層關(guān)系為郭小川埋下了禍根，他寫的那首長詩《萬里長江橫渡》也被指責(zé)為“暗喻”林彪。他被打成“現(xiàn)行”，由“中央專案組”重審，又重新陷入不停地檢查交代之中。

1974年12月，咸寧干校撤銷，大部分人員已返回北京，郭小川卻不得不隨原屬中國作協(xié)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的團泊洼“五七”干校，繼續(xù)勞動和接受審查。著名的《團泊洼的秋天》即寫于此地。1975年10月，“中央專案組”派人來到團泊洼，澄清了郭的問題，宣布他與林彪一案沒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結(jié)論書”上還有副總理紀(jì)登奎的批示：“由國務(wù)院政工組安排工作。”此時的郭小川，真是“漫卷詩書喜欲狂”，他沖出校部，一路上逢人便講：“我解放了！我要回北京啦！”

10月9日，郭小川回到了幾年不見的北京，他相繼看望了老首長王震、老熟人紀(jì)登奎，還受到了李先念、華國鋒的接見。此時，江青一伙正在走向孤立。很快，郭小川的組織關(guān)系被直接轉(zhuǎn)到了中組部，而不是文化部干部分配辦公室，顯然這是中央領(lǐng)導(dǎo)人過問的結(jié)果，而且這也是一種保護性措施，因為“分辦”隸屬文化部長于會泳領(lǐng)導(dǎo)，擱在文化部，郭自然還會難逃厄運。郭回京后，興奮之情一時難消，他四處拜訪“認為可靠、知根知底的人”，并四處講述他所知道的高層斗爭的內(nèi)幕。不久，紀(jì)登奎就找到郭小川，嚴(yán)厲批評他：“這是黨內(nèi)高級干部問題，不能外傳！”郭聽后甚是驚恐，馬上噤若寒蟬。

1975年11月中旬，郭小川又被巧妙地安排到了河南林縣，以便使他“暫避一時”，躲開江青的追查。

離奇的死因

林縣坐落在太行山東麓，由于缺水嚴(yán)重，這個小盆地曾被判定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然而林縣人民戰(zhàn)天斗地，硬是在懸崖峭壁上開鑿出一條人工河——紅旗渠，也使這里成為少數(shù)幾個“文革”期間開放參觀的地區(qū)。郭小川的兩個女兒此時正在林縣當(dāng)知青，于是郭小川就取道鄭州，來到了林縣，并將遠在東北農(nóng)場落戶的兒子也調(diào)到了林縣教書。

郭小川到林縣不久，文化部就派人追查來了，目的是通過對郭小川的追查，挖出郭背后的“高人”，并準(zhǔn)備把郭小川的材料整理齊全后上報張春橋。郭小川的命運岌岌可危，此時，他甚至流露出了“重上太行山打游擊”的念頭。值得慶幸的是，正當(dāng)有關(guān)方面準(zhǔn)備對郭下手時，“四人幫”垮臺了……

1976年1月9日，周恩來逝世。身在林縣的郭小川聞聽消息，淚飛頓作傾盆雨，哭得昏昏沉沉，甚至拒絕飲食。隨后，他寫了一首悼念總理的長詩——《痛悼敬愛的周總理》，交由林縣縣委印制成小冊子，四處散發(fā)。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郭小川馬上草擬了一份給中組部的電報，大意是：“驚聞主席逝世，至極哀慟！亟盼回京參加追悼會，請速電示。”中組部打電話給林縣縣委，轉(zhuǎn)告郭小川：就地參加追悼活動。追悼大會在林縣一中的操場上舉行，郭因身體虛弱，被允許在醫(yī)院朝向操場的一間病房內(nèi)參加追悼——此時的他，茫然勝過悲哀。在1976年夏天，郭小川曾不止一次對自己的女兒說：“毛主席啊，我們真跟不上……”并不停地用雙手做著來回翻轉(zhuǎn)的動作。

但郭小川還是自覺給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wù)：寫一首悼念毛澤東的長詩。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wù)，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他無法給自己的領(lǐng)袖作出全面的評價。燈黃卷前，郭小川的思緒凝滯了，他一日千行的詩才不見了，那首為領(lǐng)袖寫的悼詩進行到第二百三十五行，剛寫到“想不盡啊/批判《武訓(xùn)傳》/批判《清宮秘史》/遠不是兩部電影的”時，就戛然而止，連個句號也沒寫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捕。聽到消息的郭小川興奮異常，他意識到，自己長達十幾年的挨整歷史就要到頭了。然而接下來所發(fā)生的事情，卻實實在在演變成了一個真實人間的悲劇——那就是郭小川的離奇死亡。

關(guān)于郭小川的死，老作家冰心曾寫道：“10月９日他聽到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這些都是我能想象到的。意外的是就在當(dāng)年的10月18日凌晨，不幸發(fā)現(xiàn)他在服安眠藥后點火吸煙，臥具著了火，竟至自焚而逝！”

在1999年11月河南的《大河報》上，刊載了一篇《郭小川之死》，作者曾親自參與這一案件的偵查取證。文中說，郭小川從林縣返京途中，在安陽轉(zhuǎn)車，住進地委招待所高干樓，身份是“中央組織部首長”，后發(fā)生火災(zāi)燒傷窒息而死，全身燒傷面積達百分之七十。就在個人命運云開霧散之際，主人公卻因一個小小的煙頭兒而離奇去世，這不是一出人間悲劇又是什么？但在濃厚的悲劇里，又分明有一點喜劇的色彩，讓人五味雜陳。

在那個動蕩而詭譎莫測的年月，因歷史的迷霧尚未散盡，再加上其情節(jié)之離奇，其傳說之莫衷一是，郭小川的突然死亡自然會使人浮想聯(lián)翩。其家屬也覺得郭死得蹊蹺，曾致信當(dāng)時的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對郭小川的死因提出質(zhì)疑，并對郭小川的評價提出意見。

1978年3月19日，胡耀邦給郭小川的長子郭小林回了一封信，信中說：“我仔細看了中組部關(guān)于你爸爸死亡情況的調(diào)查報告。這不是中組部一家經(jīng)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塊并會同當(dāng)?shù)氐慕M織部門、公安部門到現(xiàn)場檢驗和各方調(diào)查作出的。正是用了這種可靠的方法，才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你爸爸的死亡，是一個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過這個調(diào)查報告。我也相信這個調(diào)查報告。你說你有懷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較可靠的理由，特別是能提供是屬于壞人謀害致死的證據(jù)或線索，或者以后得到這種證據(jù)和線索，組織上是會大力追查的�！薄暗吭~是不是還可以多寫一些話，是不是還可以評價得更高些？這當(dāng)然是可以再討論的事情。但我認為，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對一個人的評價是否基本上正確或者基本上不正確�；蛘哒f，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觀的歷史實際�；�本上對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壞人，應(yīng)把他美化為好人，行嗎？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為不好的人，行嗎？即使暫時歪曲了，能長久嗎？根據(jù)這個道理，你還可往下想：革命隊伍中，對一個人，生前往往有這樣那樣的鑒定，死后，往往有這樣那樣的評論，有時對了，有時錯了，有時高了，有時低了，可靠嗎？可信嗎？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為鑒定評論，終歸要人民，要群眾，要后代子孫來做�！痹谛诺淖詈�，當(dāng)看到郭小林為了寫信反映問題，竟然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搞了一個月時，胡耀邦說：“這一點，使我感到驚奇，說得更直率些，我很擔(dān)心。我的小老師！你為什么要耗費這么大的精力去干這樣的工作？費這么大的精力值得嗎？”

在那個“撥亂反正”的年代，這實在是一番讓人感佩的話。那時候，成千上萬的運動受害者需要澄清案情、落實政策、寫出評定，又有多少人糾纏于“多說一點、少說一點，評價高一點、低一點”之類的事情上啊。這些重要嗎？可靠嗎？多少年過去了，事實證明，胡耀邦的眼光是獨到的。無論組織給你下過多高的評價，最終也不一定是可靠的，“歷史掌握在人民手中”。

郭小川的“標(biāo)本意義”

逝者長已矣。作為黨組里新來的年輕人，郭小川被一代人懷念，又被新一代人忘卻。無論怎樣評價他的寫作，他作為一位詩人的形象，在一段時間內(nèi)都不會消逝，至少在義務(wù)教育的課本上，還有他的詩篇。

郭小川的詩歌寫作，大多屬于“政治抒情詩”的范疇，詩人以“階級”“人民”的代言者身份出現(xiàn)，表達對政治事件、社會思潮的評說和情感反應(yīng)。作為代言者，郭小川的詩基本上都在“高音部”上飄，一讀他的詩，就會想起廣場、喇叭、義正詞嚴(yán)的朗誦，節(jié)奏看似鏗鏘卻乏味，情感讀似濃烈但空洞。

藝術(shù)拒絕回到歷史現(xiàn)場。在那個年代，很多詩人是緊跟時局的吹鼓手，少有人敢與時代作對，做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甚至很少有人敢于停下來，不前進，做一個沉默者。所以那一代的很多人，甚至稱不上是“詩人”。郭小川出生于“五四”運動爆發(fā)之年，根基未穩(wěn)即進入延安，此后南征北戰(zhàn)，命題作文。他“沒有魯迅那樣的‘小樓’，沒有沈從文那樣的‘邊城’，也沒有郁達夫自己的‘遲桂花’”，更缺乏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艾青的“象征主義與聶魯達”、馮至的“歌德與里爾克”。他有的只是少許的民歌傳統(tǒng)和并不純正的馬雅可夫斯基……因此，他的詩歌，成為工具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這樣來評說歷史人物似乎有些無情，但正如胡耀邦所說，“鑒定評論，終歸要人民，要群眾，要后代子孫來做”。

郭小川曾因“個人主義”被批斗，在一段時間里被排斥，受了委屈，但他不同于丁玲、艾青、馮雪峰這些成名后才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他們尚有半個身子不屬于革命，革命只是他們的選擇，不是全部；他更不同于沈從文、戴望舒、張恨水等從另一個世界跨過來的文人，他們是被排斥在集體之外的邊緣人。他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個集體，但他也從中得到了益處�？纯此�日記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電影”“舞會”“演出”“溜冰”等詞匯，就知道這些并非那個時代的一般民眾所能享有。

郭小川的悲劇，從根本上說，并非某個人加害于他，而是游戲規(guī)則使然。在集體面前，他的個人主義是那么顯眼，他必須“忘我”，這就是規(guī)則。一旦他不能與集體融合，就要受到排斥。讀他那一疊厚厚的“檢討書”，讓人心生憐憫，覺得文化人在那個時代的生活境況竟是那么的卑微……邵燕祥說：“他參與整人他也挨整，他的苦惱困惑以至掙扎，他的激進和他的局限，他的自豪和他的屈辱，都是有代表性的，是我們土地上相當(dāng)部分被稱為革命知識分子生存狀態(tài)的一個標(biāo)本�！�

郭小川的“標(biāo)本意義”，也許就在于揭示荒誕，警示后人。

《同舟共進》2015年第2期